於全球化體系之中、在民主政體漸受質疑的時代，陳思賢的觀點（即「論述為新加坡建國根基」） 其實頗具啟發性。按此觀點，新加坡政府的霸權地位並非絲毫不受任何挑戰，民眾並非全然被動，新加坡威權政體並不如外界所想像般牢不可破。陳思賢特別指出，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既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y），也是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種國家雙重發展定位已引發種種社會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之魅力已不如前。正因為此，近年來新加坡政府努力修正論述、調整官民關係，例子有二：第一，在2012年，新加坡政府舉行全國對話，廣邀民眾就國家發展目標與策略各抒己見； 第二，近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詮釋實用主義哲學與用人唯賢精神，希望藉此減少民怨。
「新加坡學」的三堂管治課
《新加坡模式》仿如「新加坡學」之精要。按陳思賢的梳理，對於「政治秩序之建構」與「何謂善治」這兩大課題，「新加坡學」有三大啟示：
第一，「新加坡學」告訴我們，論述是建國基石。《新加坡模式》的一大要旨，是論說新加坡的內政與外交發展方向如何受官方「新加坡故事」國家發展論述影響。對內，「新加坡故事」有助鞏固威權管治的民意基礎；對外，「新加坡故事」可增強國家的國際軟實力，既有助國家招商、刺激經濟增長，亦可進一步提高新加坡政府的威望。自2019年6月起，香港爆發流水革命（Water Revolution ），新加坡政府精英頻頻對此表態，這多少能夠說明論述與威權政體之維繫有何關係。我曾為此撰文〈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學——從香港流水革命期間新加坡對港評論說起〉，文內的主要觀點，是新加坡傳媒與精英的發言對象其實不是香港人，那些言論基本上是「新加坡故事」的另類演繹， 其內容多少附有內政外交功能。新加坡傳媒與精英借用香港事態，不斷提醒新加坡民眾，強調在任何情況下，民眾都不能對抗政府，官強民弱才可讓社會健全發展及避免分裂，這其實都是「新加坡故事」的要點。新加坡治國精英之所以需要如此借題發揮演繹「新加坡故事」，是因為近年來新加坡社會怨氣已現（下文會詳細闡述這一點），香港時局或會令新加坡民眾重新思考「政府— 社會關係」，屆時「新加坡故事」的公信力或會受挫，政府的威權管治可被撼動。說到底，「國家」並非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能隨民心思變而浮動的人文哲學概念。在後李光耀時代，觀察新加坡國內的政治論述變化， 對理解未來新加坡政治發展趨勢不無助益。
第二，「新加坡學」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式全球化與本土生活息息相關，廣受讚頌的新加坡管治模式已受新自由主義管治思維蠶食。《新加坡模式》不時提到，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新加坡既是全球城市，也是國族國家。如上文所提，這種國家發展雙重定位已衍生矛盾，且矛盾愈演愈烈。陳思賢指出，配合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已漸成新加坡首要的國家發展目標，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外來人口增加，生活成本上漲，本土民眾的生活壓力有增無減，新加坡多元社會分裂風險日增，官員形象日益脫離民眾，民怨為此漸起，國家建構工程為此受阻。新自由主義奉市場至上， 並強調各國應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容許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對市場應少作干預。陳思賢分析，在這種管治模式下，權力不免會集中於政商精英手中，社會力量進步力不免會步向衰敗，民主政制不免會變得徒具形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難接觸自由與公平選舉，但認真且具成效的政治議論會漸變得稀有，威權政治會被鞏固，這正是社會學家高署（Colin Crouch）所描繪的「後民主」（post-democratic） 新自由主義世界的景象。陳思賢進而認為，「這種『後民主』狀態已漸現於新加坡，這會使新加坡模式變得不再獨特。」新加坡官員行事已愈加受市場邏輯主導，他們對民間疾苦逐漸顯得無動於衷，加上新加坡政府一直排拒福利國家管治模式，在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民怨爆發並非不可能發生。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與用人唯賢精神不免變質。實用主義哲學本來就有貶抑政治理想與價值觀、過於簡化複雜世界之問題，在市場至上管治意識下，抱持實用主義哲學的新加坡官員更傾向以金錢衡量一切，政府服務大眾之精神不免會變得薄弱，政府會更抗拒扶貧福利政策。與此同時，政府愈加傾向倣效商界、愈加視高薪為招攬與挽留「人才」的主要手段，至於政府「人才」是否各具不同背景，則被認為無關宏旨。陳思賢繼而指出，新加坡用人唯賢精神現已淪為精英主義（elitism），並在本書附錄文章之一〈如何平息新加坡高薪養廉政策爭議？〉問：「政府之內清一式的高薪精英是否真能想民眾所想？他們是否真能體會民間疾苦？這些尊貴的國家領袖是否能持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精神，排除個人傲慢與偏見，不先入為主地將民眾貶為『自私、無知、充滿惡意』？政府領袖會否只從金錢成本效益角度理解何謂『領導』與『公共服務』？能力與主張難被量化的社會人士會否被排擠？」新加坡政府也已察覺，新自由主義式管治已引發民怨，例子之一，是執政黨在2011年大選遭逢挫敗之後，總理李顯龍宣佈，政府將會檢討官員高薪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