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從1978年開始。從1978到1987，基本上是改革多於開放，而且是小心翼翼，「摸著石頭過河」。重點的改革努力放在農村經濟：解散人民公社，實施包產到戶。換句話說，在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整體經濟得到全球自由市場的幫助還非常有限。
回頭看台灣，在這段期間，加工出口工業則發展到頂峰，全球自由市場強而有力地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潛能。
到2000年，台灣的總產值增長到3260億美元；中國大陸則增長到1.2兆美元；中國大陸是台灣的3.7倍。從1987到2000，台灣的總產值增長3倍，大陸則增長接近4倍。
在這段期間，天安門事件不但沒有讓中國大陸走回頭路，鄧小平更堅決要求加速開放；台商則大舉西進，不理台灣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兩岸共同受惠於全球自由市場，雙雙高速成長。
2001年底，兩岸幾乎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組織促成更大更開放的全球自由市場。中國大陸的經濟因此開始起飛！從2002年到2016年，中國大陸的總產值增長接近8倍，超過11兆美元；而台灣則僅增長1.7倍，達到5300億美元。中國大陸的總產值超過台灣的20倍。
非常明顯，在這段期間，由於中國大陸生產力的強勁發展，兩岸在全球市場的競爭性排擠效應已經產生。
同樣非常明顯，在這段期間，兩岸特定出口產業的垂直分工也已經形成。台灣成為中國大陸高科技出口產業關鍵零組件的主要供應來源，而中國大陸則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大陸吸納台灣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台灣一年從中國大陸獲取超過700億美元的貿易盈餘。
兩岸既然都是全球化的重大受益者，因此，全球化如果倒退，兩岸必定同受其害，也就不言可喻。
全球化的關鍵警訊：「川普危機」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正式揭開了全球化危機的序幕！
現在的全球體制，本來就是由美國主導建立，並一直由美國主導發展的。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政治和學術菁英，鑒於二戰的慘禍和一戰之後未能建立有效處理經貿和金融危機的國際體制息息相關，因此，於二戰快要結束的1944年，在美國召開「布列敦森林會議」，規劃二戰結束之後的國際經貿和金融秩序。根據這個會議的決議和精神，在二戰之後創立了「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前身的「國際重建與發展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的「關貿總協」這三個機構，並成功發展了以美元作為交易本位的開放的有序的國際金融和貿易市場。在一九九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之後，現在的全球體制更加速完成。
現在的全球體制，除了運作一個總產值超過75兆美元和總貿易額超過30兆美元的全球自由市場，還包含能透過民主協商有效應對攸關全人類生存和安全重大議題的全球治理機制。有史以來，人類不曾有過像現在那麼好的物質和精神條件，可以真正憧憬大同世界的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