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美國又在2017年『減稅及增加工作機會法案』，為『機會地區』的投資減免稅賦。這當然是在鼓動影響力投資的方向，以創造就業，縮減貧富差距。
法源：SIPPRA的提出，明確了『社會影響力債券』SIB法源。自此，美國各級政府編列預算，執行影響力投資債券。哈佛大學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成立了『SIB實驗室』，幫政府設計與執行SIB個案。
優先採購：這在美國盛行已久，只是這次範圍擴大到影響力投資的產品與服務。
國內投資：例如，歐巴馬政府，編列了10億美元的影響力投資基金，投入SBIC（小型企業投資公司），專門投資『優先地區』（意思就是『艱困地區』）的小型企業，以創造就業，繁榮經濟。
日本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他們的養老基金，1.6兆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退休基金，也逐步擴大ESG及影響力投資。
國際合作：運用影響力投資進行國際合作。例如從事海外影響力投資多年的OPIC，於2018年，與USAID（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合組『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DFC）來加強海外的影響力投資。並與不同的國際組織合作/合資，既擴大影響力投資，也擴大投資的影響力。
同樣的，日本也大幅利用影響力投資，增進國際合作，提升國際 『影響力』。例如：『日本東協婦女賦權基金』。另外，也分別與 亞洲開發銀行，及世界銀行合作各類『綠色』股權及債券的項目。
疫情危及全球 影響力投資助弱勢
疫情，使得弱勢更弱，社會問題更加嚴峻，非但凸顯了影響力投資的重要，也更加確定了它的全球發展趨勢。我們台灣作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一環，當然不可缺席。
國發會龔明鑫主委在去年在『影響力投資與商機』的大會上就呼籲，掌握國際潮流，強化企業社會責任，透過創意將國際永續發展目標（SDGs）融入營運，提升競爭力。
未來，或許可以仿效英國，成立國家級的『影響力投資研究院』（ Impact Investing Institute），研究並推動影響力投資，並且成立類似『大社會資本』（Big Society Capital）的國家隊，來投資並孵化影響力投資。
當然，這些國家隊都經過『工作小組』慎密前瞻的環境與政策研究。或許我們的第一步也可以參考美國的做法，組織民間與政府的力量，成立工作小組，盤點現況，參照國際，調整政策，提出發展藍圖。透過影響力投資，利國利民，增強國際合作。
＊作者為台灣影響力投資學會（籌）研究員、前麥肯錫顧問（舊金山）、「影響力投資–行善致富」一書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