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就人類個體生命而言已經是一代人的間隔。在哥倫比亞大學，我所面對的學生絶大多數出生於「六四」以後，而他們中的不少人對「六四」說不出個子丑寅卯。這當然是黨國封殺歷史記憶的極大成功。
記得「六四」天安門屠城剛發生後的那些年，李鵬作為國務院總理每年都會遭遇「兩會」結束時答記者問的尷尬。有外國記者問：「一個中國人，可不可以既愛國，又批評共產黨？」 而李只能用「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所以一個中國人愛中國就應該愛中國共產黨」之類荒唐邏輯做出應答。欣賞此類「現場直播」，是那個壓抑年代正直中國人難得的心理享受。
而今，甚至這樣的情景也再見不到了。「兩會」上不會再有外國記者問如此不識時務的問題。他們不但怕因此被中國政府吊銷簽證，大概也覺得此類問題早已不合時宜。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大國地位」、「大國責任」的肯定，即便那些對本國政府保持凌厲攻勢的西方大媒體，也都學會了面對北京時的乖巧。時代似乎真的變了。
更有論者鼓吹，恰恰是當年對「六四」的鎮壓，不但保證了黨國20年的穩定，而且促成中國經濟的騰飛，所謂「沒有穩定，任何事都無從談起」，正此謂也。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冉冉上升的中興大國，如今的黨國正熱衷於營造「萬邦來儀」的大場面，充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首倡者甚至守護者，挑戰美國所代表的舊秩序、舊權威。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中國模式」的「有效」或「正確」，據說，中國的治理是成功的，中國的選舉也是「民主」的（相反，西方的選舉反倒是「騙人的把戲」）。
按照這個「邏輯」，當年的「六四」不過是反對共產黨的一場鬧劇而已，何足道哉？——如今把持了中國最好大學講台的那批「學者」（包括一些新左派，也包括某些洋大人）唱的就是這個調子。
然而，「六四」真的已經無足道哉，可以被歷史遺忘了麼？黨國自己的回答就否定了這一點。
「 六四 」 後造就權貴資本主義
年復一年，每到「六四」週年紀念，北京就會如臨大敵，「敏感」依舊，恰恰證明他們完全沒有忘記這件事。一般來說，只有做賊心虛者，才會有自己造下的罪孽總是如影隨形的感覺。如果真的「四個自信」，何必整出如此龐大的網軍，一定要把哪怕剛剛露頭的不和諧音迅速消滅於無形，包括對「六四」的紀念？
更重要的是，「六四」後28年的歷史，特別是黨國政權自身的演變史、衰敗史，以及與此伴隨、甚或必然發生的中華民族作為精神軀體的墮落史，在在證明著當年學生和市民訴求的正確。試想，若當時的共產黨執政者順應民意，啟動更加大膽的政治改革，鼓勵說真話、政府信息公開、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黨國的腐敗斷不至於達到後來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的程度，中國或許早已迎來政治清朗、民族創造力迸發的春天。正是因為統治者出於一己之私、一黨之私，頑固拒絶變革，才導致歷史的大倒退，不但把天安門民主運動扼殺於血泊之中，而且堵塞了此後中國政治轉型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