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很令人傷感，許多受害人事實上周邊沒有人會對她們說一些我對她們說的話。」
相反，很多人責怪或批判她們，令許多受害人感到罪惡感和羞恥。
要走出陰霾本來就需要很大勇氣。李孝琳估計，那些因Telegram性販賣案而向她們求助的受害人，只是佔全部受害者的少數。
「受害者來找我們之前，已走了一段艱苦的路，面對了警察和媒體等等，她們找我們時感到身心疲憊。」
許多受害人選擇放棄，李孝琳則希望與她們一起，逐步重建生活。
「我們康復的定義就是她們不再是被動的人，被她們所受的痛苦困起來，她們會消化了這次事件，把它視為人生歷練的一部分，然後繼續自己的生活。」
李孝琳的工作對自己個人也有影響。「我提供輔導時也感受到她們的痛，我也得了一些類似創傷後遺症。」
「N號房事件中，那些男人強迫女性亂倫，這太令人震驚，他們如此搶奪受害人的自尊和侵犯她們。」
不斷接觸這些物品也令她個人生活受影響。
「我自己都很害怕，在我加入這個組織前，我見到一些性愛影片的縮圖，有點像是我跟我的伴侶，我整晚害怕得哭得很慘，日出時我才敢下載這影片，最終那並不是我，每當我進行刪除性影片的工作時，每當見到有些人很像我的妹妹或朋友，我都會查清楚，怕萬一齣事。」
時間讓她逐漸接受自己工作最差的部分。「兩年前，當我被指派去刪除一個人的內容，我因為那部性影片的縮圖而心靈受創，它深深打擊了我，但我現在可以了，我猜時間過去了，我就克服了那震撼。」
她自己亦要尋求幫助，「輔導員也需要被輔導，」她說，「我們要面對很大壓力。」
在韓國，網路性犯罪一般很難提告，很多被捕人士經常只是收到警告就獲釋，而即使成功提告，多數刑期也不嚴苛。根據當地高等法院的紀錄，在2012年至2017年期間，有7446人因為非法拍攝而被提告，但只有647人被判監或罰款。
這件事激怒了韓國人。
BBC駐首爾記者比克（Laura Bicker）說，「不斷有女性告訴我，她們覺得司法制度不足以懲罰性罪行，沒有阻嚇作用，不斷有數以萬計的女性，呼籲政府作出改變。」
韓國政府表明會修改現行性罪行的法例，包括一些網路性誘騙及勒索兒童少年。當局5月打擊網路性犯罪後，國會修改法例，令儲存、藏有、觀賞、購買未經同意攝錄的影片或圖片，將會面臨2.5萬美元罰款和最高3年監禁的刑責。先前，觀看或藏有這些非法錄的影像不會受到處分。
韓國N號房事件中，韓警稱664名疑犯被扣留，包括一些重要疑犯。但一些法官繼續寬容地對待網路性犯罪者。
趙主彬案件審理時，一批女權活動人士在法院外抗議，稱如果他不接受更嚴厲的刑責，將會有更多侵害個案和更多受害者。
李孝琳追求打擊網路性犯罪的決心更明確。
「2018年時，我活在單純的憤怒中，為什麼這樣不公平？為何這樣具侮辱性？我很生氣，令我不能停止工作，我想你可以把它稱作『吶喊』。」
「我們沒有所有案件終結的一天，這是我們最大的困境，唯有不斷協助那些受到報復色情和網路性犯罪影響的受害人，讓她們康復。」
她相信，每當她們刪去一段影片，就讓多一個人可以展開自己康復的過程，但這種不斷移除非法內容和暫停這些東西運作的工作永無休止。
「網路性犯罪剝奪了一個人的基本自尊，所以我們一定不可以停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