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用小茶杯去舀一個大浴缸的水，從洪水管理的角度，大壩的代價遠大於好處，」范曉說。
水壩運作多年，水位卻屢創新高
此外，雨季豪降雨通常接二連三，即使三峽大壩能在短時間內攔住大量雨水，也必須盡快騰出空間迎接下一波。從今年6月底開始，北京當局已經被迫洩洪好幾次，卻疑似因為隱瞞開閘數量及洩洪日期，導致下游變成一片水鄉澤國。即便如此，江西省的鄱陽湖水位仍然到達史上最高位，遠超過1998年長江大水的高度，那場水災至少造成4000人喪命。重慶、四川、貴州等省分也陸續突破歷史新高。
阿拉巴馬州名譽地理學教授尚克曼（David Shankman）表示，目前的高水位證明三峽大壩根本無法預防嚴重洪災，只能在降雨量較小的年份裡達到調節作用。尚克曼說：「這是在陳述事實，這座水壩已經全力運作很多年了，但現在我們記錄到史上最高水位。」
荷蘭國際水利環境工程學院（IHE Delft Institute for Water Education）助理教授馬倫斯（Miroslav Marence）則說，期待三峽大壩解決長江水患原本就是不切實際。舉例而言，大壩雖然可以攔截上游的豪降雨，卻對中下游的降水束手無策，這也是今年中國洪災的主因。
馬倫斯說：「只依賴一座水壩是不可能的。」
風調雨順彰顯統治正當性
千年來，華夏中原的人民與統治者都在持續對抗水患。對古代帝王而言，整治河川不僅能穩定經濟、拯救蒼生，風調雨順更是天家正統象徵，自然災害往往會讓民心恐懼，認為統治者已失去上天賦予的正當性。
科技日新月異，但傳統心態綿延至今，中國每一任現代領導人無不渴望成功統御長江。三峽大壩工程構想最早出現在1919年孫中山《建國方略》，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派出數十位工程師赴美研考，還延攬興建美國胡佛大壩（the Hoover Dam）的著名工程師薩凡奇（John L. Savage）參與測量工程，後來因國共內戰無疾而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曾指定周恩來規劃三峽工程，但在技術、地理等複雜條件下遲遲未動工，最後又因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事件而無線延期。1970年代末期，中國政府推動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成為建設重點，在鄧小平強力推動經濟發展的目標下，三峽工程再度被提出，不料遇上許多專業人士強烈反對，還有學者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被逮捕。中國國務院分析後仍堅稱經濟方面利大於弊，終於在1992年通過議案。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全國人大會議的表決中，贊成票只占出席總票數約67.1%，在中共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低支持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