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被改變人生的，也包括高一生被槍決後獨自扛起全家的女兒高菊花。廖純義說，高菊花在部落裡幾乎是被指指點點過一生，有次廖純義陪父親回到樂野部落祭拜高一生，也見到高菊花一直哭、說自己遭受慰安婦一般的待遇，「爸爸看從小長大的好友、兼長官的女兒，也只能無奈、哭泣。」
相較於高一生被槍決的悲劇，廖純義感嘆自己家或許算是慶幸、只有無奈而已。如今廖麗川終於在促轉會協助下獲得平反，廖純義表示，「我爸爸生前帶著怨走了，幸好總算了了一件事……我熱愛台灣，為何遠離台灣？是無奈。我爸爸鼓勵我們幾個兄弟一起走，這是怨……這次平反我很感謝，但我也期待以後台灣不要再發生類似事件。」
同樣被捲入貪污案件的高一生胞弟杜孝生，其子杜銘哲24日出席記者會表示，原住民的白色恐怖其實跟漢人家庭不太一樣，鄒族有自己的歷史脈絡──戰後台灣為了革除原住民所謂「出草」習慣，編造吳鳳捨身成仁的故事，烙印在鄒族身上、也讓所有原住民族承擔魔咒；1954年發生高一生、湯守仁案，1986年則發生原住民族青年遭扣押身分證奴役、憤而殺死雇主的「台灣最年輕死刑犯」湯英伸事件，直到1989年教育部才把吳鳳故事從教科書剔除掉、1994年國民大會才正式將「原住民」一詞列入憲法，原住民就是這樣一路苦難過來。
杜銘哲說，1956年父親杜孝生因為捲入高一生案件被關，全家被迫遷到大埔鄉，二姐回憶當時父親出獄，在月黑風高的夜晚帶著妻小逃命似地往大埔遷徙、二姐路上也一直哭。
大埔鄉是個完全都是河洛人（講閩南語）的村落，只有杜孝生一家是原住民，如今杜銘哲雖然可以說一口流利台語、幾乎不會被認為是原住民，卻也意味著原住民身分這塊失去了，「我遭遇是失去母體文化的庇護，我們面對是心靈上、文化上的修補重建、還有自我人格的修復重建……這樣漫長的旅途，其實我們每個兄弟姐妹都有不一樣的想法，說起來是非常地殘酷。」
「父親的名字在鄒族重新被看見，他不至於消失掉」
直到22日促轉會赴杜孝生故鄉說明這起案件，杜銘哲才終於「回去」了。杜銘哲說，父親的案子終於得到平反，對他來說最大欣慰是「父親的名字在鄒族重新被看見，他不至於消失掉」，案件平反前整個高一生家族在阿里山是消失的；然而杜銘哲當天也跟鄉親道別，「我們已經回不去了，這已經過60年的過程，現實上我們已經回不去……這事就是這樣，說起來好像很輕鬆，但已經走了60年。」
回顧自己家族的經歷，杜銘哲說，這就好像見證台灣從威權時代到今日，台灣在整個國家認同是來自各方的移民社會、有很多不同族群，台灣人也需要和解、修補、重建，「60年過去了，我期待2080年、下個60年，雖然那時候我們肯定已經不在了，但我們的下一代會享受更豐盛的結果，希望台灣是個文化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