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例子來說。筆者今年7月18日參加黨產會處理「婦聯會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第二次聽證會擔任鑑定人時，筆者提到，在戒嚴時期就讀北一女，高一或高二的一女中學生須到婦聯會摺棉紗布。當時北一女校方專程安排學生前去婦聯會做這項「社會服務」顯示了，婦聯會靠著總統夫人蔣宋美齡個人獨享的尊榮地位，不僅長期借用位在總統府後方、屬於國防部財產的重要建築辦公；而且還要求公立學校為他們安排學生前來摺棉紗，為他們從事「社會服務」（此舉是否與婦聯會重要財源之一「棉紗捐」有關，不得而知）。婦聯會獨享的這些「排他性資源」，是當時其他公益團體無法想像的。
有北一女校友看到筆者憶及這件舊事時，提醒筆者，當時北一女學生每學期繳交的學費裡，還包含交給婦聯會的「會費」。雖然金額不多，但屬於學生每學期必交的學雜費「代辦項目」範圍，理由是高中女學生「自動」屬於婦聯會會員。關於此事，筆者已無印象，但校友的提醒正好點出，台灣目前開始處理轉型正義問題必須面對的艱難挑戰：家天下型的黨國政治過去喜歡以特權行事，解嚴這三十年來，這些「特權走過」的印跡被大家重新提起、憶起。然而，想對這些印跡進行再確認時，證據卻很難在一時半刻間，可以如大家之所願順利浮上檯面，讓公民社會可以有憑有據地梳理過往威權政治點點滴滴。
然而，這並不表示，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因此草草處理。但考驗台灣的是，要如何處理，才稱得上是「妥適恰當」？
做為轉型正義的後進國家，我們的確有太多事拖了太久，直到現在才想當真來處理。然而，在過去拖遲了太久，很多檔案資料都不知道被丟到何處，而現在又焦躁地要求，所有真相必須全部晾在陽光下被檢視才算「處理得宜」，在這兩個作用力互相拉扯下，大家卻不願意好好去看見，兩德民主統一後，聯邦德國處理東德共產黨(SED)附隨組織的資產問題，一共花16 年(1990-2006)；而東德國安部秘密警察(Stasi)檔案則開放查閱了超過25年，如今才準備要漸次收尾。
相較之下，在激烈廝殺的台灣政治場域，競爭陣營習慣以民粹互相來叫陣，各路人馬除了想要搏取媒體版面來鞏固自己的基本盤外，真正關心台灣該如何透過沈穩平和的「轉型正義」來邁向「民主深化」的理性力量究竟何在？
一個只在意是否能看到黑白涇渭分明「真相」的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想像，究竟是包青天式的虎頭鍘？還是願意幫助這個社會真正去落實一個美好的價值理想：「正義的果實是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
轉型正義牽涉到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威權體制應轉型到以捍衛人權為基準的民主法治體制；二是透過共同探討歷史真相，社會心靈積極往療傷止痛的和解前進，不要讓歷史舊傷繼續撕裂社會、也不斷磨損公民社會應有的良好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