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著表示，「他們有很刻板的性別印象，覺得我是一個女生的執行長，我會特別害怕。我想說哪有？我都覺得我比我們那些男生勇敢很多，為什麼他們還想塑造那樣的形象？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謝謝你的對不起〉，在講那個恐嚇者其實最後還在電話裡跟我說對不起，但投稿沒人要登，只好放在我們（廢死聯盟）的網站上，如果有人問，就給他看這篇當澄清。」
形象被媒體搞得更黑，這也不是唯一一次；林欣怡指出，「很多時候，有報告要發表或嚴肅議題想跟大家分享時，記者沒有興趣。可是每次發生重大刑事案件，記者就想問『我們的看法』，來要一個制式的反應。這時我就會說，我沒辦法回答；一是我還不了解那個案件，二是我覺得媒體想做的事情就是廢死聯盟和被害者的對立。我覺得在那個第一時間裡，我們不管講任何一句話，可能只是擔憂或提醒一些事情，在被害人心裡，都會覺得是針對他，然後感到傷害，所以我們不能夠在那時候發表任何言論。」
林欣怡也說，「有時候來採訪的人，不了解背景或沒有相關經驗，短時間內無法深入，他只是想做一個採訪，卻不知道脈絡，以致我們常常花很多時間再講一次基本ABC。像有一陣子，大家說廢死聯盟都很愛講國際潮流，其實那次是我解釋、解釋、再解釋，到最後他覺得有點困難，就問我說，其他國家狀況是怎樣？我就回答說，大部分廢除死刑，實質停止執行的也很多。結果記者最後就只寫『廢死聯盟認為國際潮流是廢除死刑，所以台灣也應該廢除死刑』。」
避免助長仇恨 不上談話節目
不過，林欣怡沒有太多怨怪，反而體諒地說「我覺得媒體有時候不見得是『故意的惡意』，對線上很多記者來說，這不是他的領域，也必須很快做出一些報導，他就選擇他最聽得懂的，或大家最容易理解的來呈現吧。」
真正讓林欣怡感受到惡意的，是2010年重啟死刑之後，「很多談話性節目邀我們去，通常是1個廢死聯盟成員，其他是支持死刑的，但對話過程都沒辦法好好討論這個議題；那時候的討論方式就是這樣：這些人都很壞，下一個誰該殺？節目也開放很多call in電話進來，發表很多仇恨性言論。我們後來在想，這樣好嗎？有些言論非常可怕，我相信他們平常不會這樣，也不是這樣的人，或許是那種氛圍造成，但這樣對台灣社會真的好嗎？我們最後決定不要上節目了，除非真要好好談，否則無法助長討論，只是助長仇恨。」
林欣怡也提到，「有一些教誨志工上電視談受刑人的隱私，但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所謂的教誨志工就是在教誨受刑人，受刑人信賴你，你卻把這些東西當成上節目的素材去消費他們，也不知道說的是真的假的，片面去詮釋他們很壞或很好……難道真的可以這樣嗎？作為一個教誨志工，這樣真的不符合倫理原則，但當時就有很多這種怪現象。」
走透透頻演講 溝通帶來理解
無論如何，林欣怡表示，她不覺得人是那麼不能溝通的，「大家在網路上一看到廢死聯盟，就覺得我們很討厭、反對我們講的話。但是當我們出外演講，每年到各地、各大學約70、80場面對面溝通時，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拘泥在反對或不反對」，「支持死刑的人或許有很樸實的正義感，認為要一命償一命，但經過溝通和理解，至少會理解說，不是只有一命償一命的正義觀，甚至可能帶來更多問題，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方式可以處理？」
林欣怡指出，「我覺得面對面的溝通效果很好，它不會立即改變一個人的想法，他可能還是支持死刑，但下次談到時會想到另外一些問題，一些冤案也需要被考量。他或許會說『我覺得還是需要死刑，但是……』，那我覺得，我們就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