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坦言，「當然這有階段之分，在事件一開始，沒有人可以原諒的」，但等到案件的訴訟告一段落，「生活上的各種問題浮現，你會發現，原來這個時候才更應該陪伴被害人，挹注一些協助，而不是這時候通通不見了。你有沒有去問過人家，已經結束這麼多年了，在這個案子當中，你獲得了什麼正義，你的生活是怎麼過的？很少人去追蹤這個部分。」
林也說，網路輿論彷彿很支持被害人，「現實生活卻不是這樣子啊！你問你自己就好，若有親戚遇害，你願意扛起照顧他孩子這個責任嗎？大家都打嘴砲啊！我自己親身的經歷，親戚這麼多，我們6個小孩最後還是送到育幼院。」而沒有人願意支出的時候，林表示，「國家是不是要來提供一個平等、安全的環境，讓他有尊嚴地活著？ 」
在網路上替被害人喊殺、憤慨，林作逸則說，「這不是跟『按讚』一樣嗎？人家寫的明明是難過的事情，你給人家按讚，那什麼意思？這種話每個人都會講啊，應該回去想的是，他實質上、生活上需要的支持是哪些。」一般人或許很難知道從何下手，林作逸建議，「第一個首先可以做的，是改變一般人對犯罪被害人的刻板印象，包含對他們的期待，認為被害人應該有的唯一立場：一定要憤怒、一定要將犯人繩之以法、以暴制暴、還公道……」
林說，這個社會不是很會安慰人；想要安慰被害人，就要對被害人多一些理解。
遭異樣眼光 連對太太都隱瞞過往
在台灣社會，大眾不僅對「被害者」有一定的角色期待，對這個族群更沒有嘴巴上說得那麼友善。林作逸回憶表示，「歧視不會在表面上表現出來，但受害人在人際關係、就業方面一定有弱勢處。譬如說國三的時候媽媽過世，遇到畢業旅行要繳2000多塊，沒錢，同學就會訕笑，最後是老師幫忙出錢。我住在低收入戶的住宅，同學也會笑、看不起，多少有這樣的心態。所以我會覺得很自卑，更不敢去跟人家講，我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他接著表示，「所以我會從實際的日常生活很多細節去看，而不是大家說『該死』、『制裁他』，應該回過頭看被害人家屬的生活怎麼辦。最簡單的，就拿我媽媽遇害那時來說，遺體在殯儀館冰了5、6年，冰凍費誰付？最後是社會局付掉了。」
林作逸1999年結婚，如今育有10歲多的女兒和6歲多的兒子，家庭美滿，但「受害人」的標籤，對他的人生造成的影響卻無法抹滅，「以前有過1個論及婚嫁的女友，她媽媽問我，媽媽怎麼過世的？我說她是意外過世的，才能帶過。」
之所以這樣反射性搪塞，林說，曾經有過「碰到這種事，沒有人要幫忙」的陰影，而且一般人對社會案件有異樣眼光，總覺得當事人不是那麼「身家清白」，他也在成長過程的環境氛圍裡，體會到「人家沒有說出口，但自己就是知道，把事情攤在陽光下是沒什麼好處的」，他的每一個妹妹，也都沒有告訴男朋友，媽媽是被殺死的，林苦澀地說，「擇偶時，你是被人家論斤秤兩的」。
甚至就連林作逸現在的妻子和她的家族，都是2004年看見《蘋果日報》頭版，大篇幅報導林作逸父親被殺，並挖出20年前母親也被殺的歷史時，才知曉一切。林表示，「我當時反而鬆了一口氣！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怎麼說，該不該說，因為我們害怕。報導出來後，全世界突然都知道了，好像不用再去思考要不要講，一次都講清楚了……」
於是，現在的林作逸甚至到圖書館翻舊報紙，蒐集當年的報導，希望好好把這些事實記清楚、給自己一個交代，他平靜地說，「我也告訴我的孩子，讓他知道我的過去，知道爸爸從什麼樣的環境努力長大，希望他能保有這樣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