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巨大的改變幾乎同時發生在許多同類型的國家，與二十世紀中期工業時代的情形相近似，我們姑且統稱之為社會價值的大斷裂，這正是本書第一部探討的主題。多種社會指標會同時快速上揚是很少見的，即使發生的原因無法確定，不同指標之間是否有關還是很值得探究。保守派人士如潘乃德（William J. Bennett）常被譏諷老是談道德衰微，但事實確是如此：社會秩序的崩解不是對舊時代虛偽價值觀的懷舊、記憶美化或無知，而是具體表現在犯罪、單親孩子、教育品質下降、信賴度降低等各類統計數字上。
上述社會問題的出現恰與經濟上步入資訊時代的時間重疊，這是純屬巧合嗎？本書的觀點認為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資訊經濟雖帶來很多好處，對人類社會與道德卻也造成一定的傷害。剖析兩者的關係包括科技、經濟與文化層面。現代工作逐漸以勞心取代勞力，促使無數婦女走入職場，連帶動搖了傳統家庭觀。醫學的進步促成避孕藥的發明與壽命的延長，卻也降低了生殖與家庭的重要。個人主義發揮在市場與實驗室能帶來創新與成長，蔓延到社會規範的領域幾乎使所有權威產生動搖，也侵蝕了家庭、社區與國家的凝聚力。當然實際問題比這裡所說的要更為複雜，各國的情形也不盡相同。基本上，技術的改變造成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謂市場的「創造性毀滅」，我認為在社會關係上也有同樣的影響。
然而情況也不盡是悲觀的：社會秩序破壞後通常都能再生，從各種跡象來看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我們樂觀的理由很簡單：人類天生是社會性的動物，能夠憑本能創造道德規範凝聚整個社會。人類天生也是理性的，能創造不同的方式自發地彼此合作。宗教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再生，但不是如保守派所認為的，是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或如左派所說的，強大的政府是社會秩序的要素？我想也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並不是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所有人都彼此為敵」，而是以道德規範建構秩序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這項觀點可以從生命科學的許多發現得到印證，而且證據廣泛遍及各個領域―神經生理學、行為基因學、進化生物學、人類行為學，以及從生物學觀點解讀的心理學與人類學。當代最重要的一項學術發展就是研究社會秩序的起源，這裡所說的不是政治或宗教從上而下的層級（hierarchical）權威，而是分散的個人自我組織的結果。本書第二部將暫時放下大斷裂引起的社會問題，先探討較普遍性的觀念，包括社會秩序的起源與隨著環境改變的演化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