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從學者和政策制定階層，習近平的終身制實際上是關鍵性的，對大眾認識中共的真面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習近平是一個遊戲的改變者（game changer）。為什麼呢？因為他上台以後在幾個方面改變了他前任對中共的認識。第一，他比他前任的個人野心要大非常多。他不僅要做守門人，看過去就完了。他的前2任都是只要在我的任內不出事，看家看過去就ok了。他不是這樣，他有非常強的個人野心，這個野心就是在歷史上他想比肩毛澤東，甚至要超過毛澤東的地位。第二，他的救黨意識比前2任要強得多。前2任雖然也是在維持共產黨的統治，但他沒有那麼強烈的意識，就是我一定要把共產黨的江山千秋萬代保下去，沒有。甚至包括江、胡時期的一些高級官員都認為民主化是遲早的事情，只要往前走就行了。這跟美國很多人的想法還都是合拍的。只要往前走，目的地肯定是那邊，只不過怎麼走我們不知道。到了習近平，他就不認這個帳了。在這方面，他就恢復了一定的意識形態化，共產黨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他的任內有相當的恢復，這個是為了保黨。他認為黨的江山要千秋萬代地保下去，這個意識遠遠超過了他的前任。第三，他的國際野心表現得比前幾任要大。前2任對外交問題基本是延續了鄧小平的路線。鄧小平的學生，就是我們要悶頭髮展，不要出頭，等我們有實力了再說。習近平認為現在可能是有實力了，或者他個人的野心，或者他紅色帝國的野心，促使他認為現在中國有這樣的實力了。所以在國際上表現了一個超出他前任的非常強勢的進攻態勢。」
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所長王天成也認為，習近平大搞新極權主義促使西方對中國感到絕望。
他說：「談到習近平出手『太快太狠』，我們可以看現在的很多做法跟共產黨很長時間在推行的，當然這有一個逐步推行的過程，不是說一步到位的。所謂的千人計劃、統戰、孔子學院都是搞了很多年的，習近平有繼承。但是到了習近平，為什麼這些事情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警惕了？為什麼讓西方世界覺得惶恐了？實際上我們把這個東西拿到習近平的整體人類計劃框架裡面去。我們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經常是從外交政策的角度來看，習近平上台以後這個問題就非常地清楚，他的語言、措辭就比過去強硬。當然我們不只是看他的語言措辭，也可以從他的行為看出這種強硬。對香港問題、對南海問題等等，在他上台之初就顯示出來了。習近平的內政、他的新集權主義，回歸毛澤東時代的這種努力所引起的惶恐，非常嚴重的後果就是讓西方對中國改革的可能性喪失了希望，可以說是絕望了。習近平向毛時代的回歸，重新回歸過去那種極端控制的恐怖的統治，剷除民間的空間，殘酷打壓思想異議人士。不僅讓國內很多人對中共改革的可能性絕望，讓很多人非常地悲觀，實際上在西方社會也引起震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