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姵妤對此感觸良深，「哪一個地方是素未謀面就可以出櫃的空間？日日春和文萌樓交織出的一種介面是，可以用自己各種『亂七八糟』的性身分，在這邊跟人互動。看大家這樣，我有時都覺得，自己以前到底在不出櫃個什麼勁啊？但環境和空間很重要啦，不只是物理的空間，更是日日春過去17年打出的一個基礎，對抗性汙名、歧視與壓迫的戰鬥，是這些撐出一個無形的空間，讓汙名可以很快地出現、安放，然後有所轉化。」
同志與精障者 都有一個「櫃子」
「我在慈芳工作時，有些會員（精障者）說他們交男、女朋友，不敢跟對方講自己在吃藥，若被看到，就說在吃維他命。應徵工作的時候也不敢跟老闆講，怕這樣就不被錄用，無論自己的能力如何。那個當下我其實很想講『對！我非常了解！』因為我在交朋友的時候，我在面試或接觸一些人的時候，永遠都面臨我要不要跟這個人出櫃、我要不要跟他說我是女同志？我也永遠要有一個打算是，我跟他講之後，他可能就不要跟我的這份關係了，我可能少了一個朋友，或無法做這個工作了。」
但當時的郭姵妤按捺住分享感想的衝動，她猶豫著，作為社工是否適合對服務對象這樣出櫃？「我一直很想跟會員講『真正的我』，不然總是有人問，妳這麼會煮飯，怎麼不趕快嫁了？也有男會員說喜歡我，我很想告訴他『你不是我的菜』啊！簡單來說，我沒辦法很直白地，用我習慣的樣子跟人互動。待在慈芳的後期，我的污名身分跟精神病人的污名身分更加強烈被震動，兩個櫃子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相認。」
這是不同於青春期的另一種「悶」，所幸慈芳的工作模式，沒什麼社工和服務對象的傳統框架，大家反而像一起工作的夥伴，每天一起開會、去市場買菜準備中餐、收拾……也因此，郭姵妤終於向幾個人出櫃，還一起去同志大遊行。「跟他們講了，相處起來沒什麼差別，可是社會上就不一樣，很容易快速地用標籤來互動，『你是精神病患就是怎樣怎樣』、『你是女同志就是怎樣怎樣』……或許也是緊密的日常相處，讓一個人在標籤底下的內涵更有機會出現吧。」
事實上，同志和精神病患的汙名互有呼應，郭姵妤指出，兩者都是不被社會預期的模樣，而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列表移除之前，也就是精神病患，「有次我印象很深，有個男會員我眼睛閉著都知道他是gay，我和他聊，他卻告訴我『姵妤，我已經是一個神經病了，我沒辦法再當一個同志。』我很強烈感受到那種『我身上已經有一個汙名了，你不要再叫我背另一個汙名』的感覺！」
此外，兩者有類似困境，「社會上給同志的情慾空間也是這幾年才變大，像我以前就只能上BBS，性資源、情慾資源缺乏的處境跟精神病患類似，很多精神病患因為大腦生病、會遺傳，就認為不能，也很難交男女朋友、結婚、生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