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環境與制度因素，通常來自各地不同的歷史與法律體系，因此大部分都不會變。但歐美最近出現了一項令人擔憂的趨勢：新創企業家數不斷穩定下跌，而且在2008金融危機之後減少得更多。根據考夫曼基金會（Kaufmann Foundation）編纂的美國普查資料，員工就職時間不到2年的公司在2006年有11%，2016年只剩7%。反倒是創業者的年齡逐漸增高，1996年有35%的公司創始人介於20至30歲之間，2014年只剩18%。
美國助學貸款阻礙新創發展
金融危機讓學貸拖住了那些美國剛畢業的學生，這和當時的經濟刺激政策有關。歐巴馬政府知道振興經濟需要許多政策同時並進，但強烈極化的政治使各州政府拿不到額外預算，教育津貼只得胎死腹中。至於量化寬鬆政策則堆高了資產價格，讓擁有房子或股票的中產階級得以安心，卻犧牲了那些沒有政治奧援的年輕人。
所以到了今天，這個國家的數據變得很難堪。近5,000萬名大學畢業生每人平均背負37,854美元債務，學貸總額已經超過了卡債。2009年之後的學貸金額有60%超過原始貸款餘額，而且銀行希望這些年輕人在40歲之前還清。在這種環境下，冒險創業談何容易。此外，雖然美國大學的研究能力有利於創新，但教學系統顯然需要改革。歐洲則是陷入另一種困境，它連續多年採取愚蠢的撙節政策，結果青年失業率從2007年開始居高不下，持續了大約10年。
這些故事的教訓很明顯：不要扼殺年輕人的未來。雖然台灣的教育體系成功控制了成本，但還是有些地方值得警惕，例如應該反省一下，繁榮的房地產市場事實上搶走了多少創業所需的資金，讓多少口袋沒錢卻對未來樂觀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無法放膽打天下。高齡化趨勢使這個問題如今更是急迫，因為當平均年齡增加，對政治而言重要的族群就會越來越老。
房價上漲會產生「財富效果」（Wealth Effect），讓屋主花錢或投資時更安心。但這種財富是幻覺，在你賣掉原有的房子改買一間便宜的去住之前，房價漲來的錢其實不在你手裡；反而是房價漲得越嚴重，其他對經濟更有意義的投資項目就越難吸到金。就整體國家的觀點來看，不動產其實不太像資產，比較像是費用。
各國想辦法打造新商業模式
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正在找新方法來收拾自己之前闖下的禍。像程式設計訓練營（Coding Bootcamp）這類的新興商業模式，可能比大學更能培育出年輕創業家。例如Lambda School提出了一種類似股權的「收入分成協議」（Income Share Agreement），學生可以免費受訓，如果畢業後找到年薪50,000美元以上的工作，薪資的17%必須交給公司。Lambda執行長Austen Allred認為這種協議「可以讓學校的教育符合學生的利益。我們認為，如果你畢業後找不到工作，Lambda沒幫到你，我們就沒資格拿錢，這樣才公平」。這種股權模式仍有爭議，但未來可能會有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