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潑酸案，引發社會一系列對於此事件的熱烈討論，在眾多不同角度的討論中，仍然不難發現許多民眾對於加害者家屬的指責，通常社會事件若發生在某某人的孩子身上時，加害者父母通常成為必須承擔輿論壓力的顯著標的，甚至家庭的背景(包含父母職業、經濟狀況、手足)都會被逐一攤在陽光下檢視。
許多人會認為養子不教父之過，意指孩子的表現不好，應該究責到其家長身上，確實在紅心字會從事家庭服務的過程中，能理解家庭對人有所影響，但社工不會武斷評斷家庭教育是形塑個體決策行為的全部。當一個孩子開始背起書包，跟爸媽揮手說再見的瞬間，孩子就步入社會化的歷程，脫離父母的保護傘，開始與外在環境有了連結，父母很難掌控所有在孩子成長背景的所有一切細節，而每個孩子天生的氣質在融合到環境的各種變項因子中，也會交織出不同的反應與結果。許多社會統計只能告訴你一個平均概化的數據，例如貧窮的家庭影響孩子的貧窮世襲率高、犯罪者的家庭的孩子擁有偏差行為的機率高…但這些概化的數據放到個案身上之後，它不應該被擴大詮釋為單一原因，人的不可預測與變化極高，我們如何能用A=B的思維來預測所有人的行動呢？如果所有變因都推到家庭教育身上，對加害者父母來說是第一重撕裂。
再來，有些人會認為雖然張男已逝，但謝男在生死交關是不爭的事實，還有另外兩名無辜路人受波及，所以張男父母有道義責任需要公開道歉。暴力行為絕對不應該被容許，但這件事情參與在其中的人是張男、謝男以及其他兩名路人，第一當時張男父母並不在場，第二張男父母並未指使孩子要以此態度面對衝突，第三張男已逝。從事後的報導可見，張男父母在痛失愛子的當下，想必是錯愕與悲痛，仍必須被所謂的道義挾持出來道歉，這是第二重撕裂的過程。我們不難在以往諸多社會案件中看到此脈絡，某人犯錯後，因為民眾罵不到加害者出來道歉(可能已經被羈押難以露面)，轉而將憤怒發洩到其父母身上，使得加害者父母必須下跪道歉才算對社會大眾有個交代，但許多事件，到底要對誰交代？是誰需要交代？尤其在成人犯罪中，不應回歸到加害者與被害者雙方的議題嗎？
本會服務時，每每面對加害者的家屬(或有時根本沒有受害者，例如毒癮案)，家屬對自己的烙印與苛責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遠超乎我們能夠想像，許多家屬開始隱藏自我，為的就是逃避那些社會歧視的眼光與指指點點的聲量，但藏起來又會被批評為不負責，對家屬來說，如同每日生活在自虐地獄中。
一個人偏差行為的產生有許多環節，家庭體系、教育體系、社會文化、職業環境、人際支持….等有太多太多不可測的變項，當我們只單一的將矛頭指向加害者家庭時，容易忽略其他變項可能帶來的影響其實是互相緊扣的，還盼社會大眾在激情過後能反思如何「預防」，由社區內做起，每個人都能提供「關懷」給身邊的人，而非出事後急著找代罪羔羊，群眾輿論一時的情緒紓解，無法協助也在同樣困境的人勇敢求助；也無法讓事情能夠有防範措施的討論。與其以批判的心情看待社會事件，還不如起身主動關心周遭人事物，有時候一個小小的動作，就可能阻止憾事的發生，讓社會有更多正向能量。
＊作者為中華民國紅心字會家庭服務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