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保最大的痛苦在於價值系統的崩潰，他努力做一個好人，認為感情的失敗不算失敗，不妨礙作為一個好男人，但他知道自己的內心逐漸空洞與腐敗。他同時錯看了女人，原來玫瑰之白非白，紅非紅，白會變紅，紅也會變白，就像浪漫的紅玫瑰變成貞潔的妻子；貞潔的白玫瑰卻紅杏出牆。女人既不純然是紅玫瑰也不純然是白玫瑰，而是變色的玫瑰。
作者表面上同意父權社會對女性的二元分立，事實上紅與白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互換，既然可以互換，那麼原來的假設就被拆解了。更進一步說，女人是花嗎？男性常以花比擬女人，就像張愛玲另一篇小說〈花凋〉中早夭的川嫦，她的墓碑上刻著：「川嫦是一個稀有的美麗女子……十九歲畢業於宏濟女中，二十一歲死於肺病……回憶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這麼詩意的文字出現在墓碑上，正說明女人的一生是多麼諷刺的子虛烏有。
花，看來好像是具備生命的象徵，事實上，加在女人身上的符號，常是脫離泥土無根的花朵，只具備花的表象，而不具備植物野性的生命力。第一個將女人形容為花的，或許是女人自己，圓形輻射狀的圖像接近星辰，代表女人對宇宙天體及生命的冥冥感知。
在《詩經》中，那些植物與女人多麼親近且富於生命！那是一個男子狩獵女子採集野菜野桑野花的時代，而那些植物根植於大地，並非離根離土的瓶中花。當男人將女人形容為花朵時，常是無生命的意象。
因此才有振保將女人分為兩種，一為紅玫瑰，一為白玫瑰，諷刺的是，我們在小說中一點也聞不到女性花朵的芳香，只聞到女人枯死的腐臭，在美麗的標記之下，不正蘊藏恐怖的死亡嗎？女性作家顛覆女性神話的書寫策略，有時以改寫名言或典故為主，如蘇青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新標點，改寫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張愛玲改寫「節烈」為「振保的生命裡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
張愛玲另一書寫策略是倒寫傳奇結構。傳奇的敘事特徵是曲折離奇，戲劇性的故事情節，它的特質與西方的羅曼史相近，強調二元對立的衝突性（善／惡，男人／女人，聖女／妓女，光明／黑暗，美／醜），以及充滿疑問語碼（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因為太強調善惡分明，男女性別，常使人性的描寫不夠深刻，或流入機械性重複性的「懸疑」當中。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言情小說的缺陷不在「愛情」，而在刻意強化男尊女卑的不平等關係。
然而張愛玲的愛情傳奇，在表面上承襲鴛鴛蝴蝶派小說的架構，骨子裡卻包含著多樣的改寫策略，而出現「羅曼史」、「反高嘲」、「反二元對立」的反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