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其（不同於企業的）獨特特性，所以國家才無法在創新中扮演某種「確切」而「有限」的角色（相當於在某個點上達成平衡）。若能接受這一點，那就代表我們有必要理解國家獨具的影響力範圍，還有用以評判其活動表現良窳的專屬指標。比方說，雖然投資協和號這個最常被拿來指控政府不善於挑選贏家的案例，最後確實是以失敗作收，但其實要真正去了解國家在這場努力的表現好壞，我們不應只從過於簡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去進行，我們還應該考慮到投資協和號之舉所帶來有形無形的整組外溢效應。那有沒有人真的去這麼做過呢？答案是沒有，但這似乎無礙於外界形成一個普遍的共識，那就是這筆投資一事無成。再者，我們在評估國家的各項投資時，必須要視其為跨時而長期的投資組合（Mazzucato 2015）。而同樣地，這點也還沒有人做到（所以我也將之排入了我處於現在進行式的研究計畫中）。
當然國家的與眾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其任務內容，而是也在於其可以用來執行任務的工具與途徑。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經典之作《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譯《鉅變》，1944）中，認為是國家──用主推而非旁敲側擊的方式──創造出至為「資本主義」的一種市場，也就是「國家市場」（相對於在地市場與國際市場則在時間上早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經濟永遠會臣屬於國家，也會臣服於國家的變化。因此相對癡心妄想著只要我們「放市場一馬」，「市場」就會替我們把世界管理到最好，主政者必須學著去善用各種工具與途徑去形塑市場、創造市場──讓原本不會發生，但我們希望它能發生的事情發生。而這也就代表我們需要成長在符合「智慧」意涵之餘，也能在「普惠」與「永續」的表現上有所兼具。
當然，我們也不宜對政府特殊之處的能力有過於浪漫的幻想。國家會因為害怕蘇聯的核彈攻擊，害怕佛羅里達州會沉下去，或害怕石油用盡，而做出一些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像是用國家的能力去印鈔票，然後冒險將之浪費在犯蠢的發想或解決方案上，比如打仗。另一方面，國家可以動員廣大的社會知識網與商業能力去恣意妄為──因為他們知道不論如何，稅金都會不斷地流進國庫，畢竟話說到底國家是我們生活中最大的強制力量──而我們必須要透過政府組織分立與定期改選來加以制衡。如安迪．史忒靈（2014）不久前所言：「貧窮、國民健康問題、環境破壞等需要創新去解決的挑戰愈大，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性就愈大。」問題不在如何「挑選贏家」──挑選贏家無論如何，都會是一個被不確定性所壟罩，公、私與第三部門都無論如何逃不掉的困境。真正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廣泛集社會各界之力建立起一個良性而正面的環境，然後在這個環境裡去共同議定「贏」到底是什麼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