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確實有一個大問題—但它與科技只有很小的關係，與政治和權力則有很大的關係。
讓我們後退一會兒，並且問：機器人到底是什麼？顯然機器人不一定看起來像C-3PO（電影《星際大戰》中的機器人角色），或者到處滾動著說「消滅！消滅！」。從經濟的觀點看，機器人是泛指使用科技來取代以前人類做的工作。
而從這個定義來看，機器人已改造我們的經濟好幾個世紀。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李嘉圖（David Ricardo）1821年就曾寫過機器的破壞效應！
今日，當人們談論機器人末日時，他們通常不會想到露天採礦和炸開山頭採礦，但這些技術絕對改變了煤礦開採：煤產量從1950年到2000年幾乎增加1倍（直到幾年前才開始減少），但煤礦工人的數量從47萬人減少至不到8萬人。
再想想船運貨櫃化。碼頭工人過去是主要港口城市風景的一大部分，但雖然全球貿易從1970年代起直上雲霄，美國從事「海運貨物處理」的勞工比率卻減少了3分之2。
所以，科技破壞不是新現象。儘管如此，它正在加速嗎？根據資料顯示並沒有。如果機器人真的正在大量取代勞工，我們會預期看到剩下的勞工平均製造的產品數量—勞動生產力—大幅增加。事實上，生產力從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成長的速度比後來還快很多。
所以科技變遷是一則老故事。新奇的是，勞工未能分享到科技變遷的果實。
我不是說應付變遷是容易的事。煤業僱用的勞工減少對許多家庭造成破壞的效應，而過去煤鄉的許多光景也一去不復返。港口城市的人力工作流失當然是70和80年代都市社會危機的原因之一。
雖然科技進步向來會有一些受害者，但直到1970年代生產力成長才轉化成絕大多數勞工的薪資增加。然後這個關聯性被打破了，而且打破它的不是機器人。
打破它的是誰？愈來愈多、但並非全部的經濟學家皆有一個共識，即薪資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勞工的談判權式微—而其根源則完全是政治。
最顯著的是，在過去半世紀，聯邦最低工資在調整通膨因素後下跌了3分之1，即使勞工的生產力增加了150％。這種背離是純粹、完全政治性的。
在1973年私人部門的勞工加入工會的比率占4分之1，現在只占6％。工會的沒落表面上可能不是政治性的，但其他國家沒有看到類似的沒落。加拿大現在的工會化程度和1973年的美國一樣；在北歐國家，工會會員占勞動力比例高達3分之2。讓美國成為例外的是，一個對勞工組織充滿敵意和對打壓工會的僱主友善的政治環境。
而工會的沒落造成極大的差別。想想卡車司機的例子，過去這是一個好工作，但現在的薪資比1970年代少了3分之1，而且工作條件極為糟糕。為什麼有這種差別？去工會化是很大的原因。
而這些可以輕易量化的因素，只是我們的政治中長期的、全面的反勞工偏見的幾個指標。
這帶我回到為什麼我們談論這麼多有關機器人的問題。我認為答案是，這是轉移注意力的伎倆—一種避免面對我們的體系被操縱成不利於勞工的方法之一，類似於談論「技術缺口」是把注意力從造成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壞政策轉移開的方法。
而特別是進步主義者不應該落入這種膚淺的宿命論陷阱。美國的勞工有能力且應該獲得遠比現在好的待遇。而探究他們未能獲得好待遇的原因，過錯不在我們的機器人，而在於我們的政治領導人。
＊作者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紐約時報》最受歡迎的專欄主筆、《時代雜誌》評鑑最佳的財經部落格作家。本文摘自其新書《克魯曼戰殭屍》（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