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內，香港電臺另外三名資深員工辭職，李百全宣佈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政策：今後所有節目都需要他親自稽核和批準。此後，至少有9集節目在最後一刻被禁播，至少有一個完整的劇集被停播。這些被取消的節目的主題包括一作家談論鯨魚、一支嘻哈樂團、大學學生會、疫情期間的口罩短缺、警方處理2019年反政府抗議活動以及北京強加的、即將實施的選舉變化。
這種來自管理層的嚴厲和武斷的干涉本身就可能助長自我審查，但在4月初，一項新政策新增了財政打壓措施：如果高管决定不播放員工製作的內容，員工將不得不承擔費用，費用將從他們的工資中扣除。
儘管香港電臺减少了前民主派聲音和政府責備者的播放時間，特別是在中文節目上，該電視臺4月底宣佈，將推出一個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主持的新節目，每天播出四次，在定於今年晚些時候舉行的立法會投票前，她將採訪精心挑選的選舉委員會成員。
為何重要
對於那些已經積累了扎實報導的職業價值的記者來說，看著它被抹殺是令人心碎的。對於依賴香港電臺作為可靠新聞來源的香港人來說，損失同樣顯而易見。而對於在香港運營的企業來說，香港電台的變化也引發了一些問題，即在調查和曝光政府違規行為時，如何報導，報導什麼。但香港電臺所發生的事情也影響到香港以外的地區。
首先，中國那些渴望更大的新聞自由和更值得信賴的媒體的人，把香港電臺視為有朝一日在大陸可能發生的事情的典範。它被政府部門接管，並有可能轉變為政府喉舌，這對北京的媒體控制獨裁模式來說，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勝利。
其次，與香港最近發生的針對媒體和記者的暴力襲擊不同，政府可能會似是而非地否認對此負責，而對公共廣播公司的清剿顯然是政府的蓄意行動。香港電臺减少了編輯自主權，這削弱了香港官員聲稱他們仍然支持媒體自由和其他民主價值觀的說法，外國對話者再也不能聽到這些官員們說什麼，就去信什麼。。
第三，香港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不僅以香港本身的《基本法》為基礎，而且以國際協定和條約為基礎。其中包括《中英聯合聲明》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儘管中國本身已經簽署但尚未批准通過這些協約，中國同意這些協約在香港回歸後可以繼續生效。政府接管香港電臺是對香港獨立報更廣泛攻擊的一部分，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更廣泛地損害國際人權體系的信譽。在某種程度上，北京是這些協定的一方，香港的命運應該成為一個警告，讓人看清中國在氣候變化和知識產權等其他議題上的國際承諾的誠意。
第四，由於與中國有聯系的公司、企業家，甚至國有企業已經開始在世界各地購買股份或以其他管道投資媒體，香港電臺的衰亡應該讓任何現有或潜在的合作夥伴停下來三思。它展示了一個受人尊敬的獨立媒體，儘管遭到資深員工、記者和公眾的反對，但它能以多快的速度被迫就範。這一經驗還強調了投資篩選機制和對外國所有權的合理限制的重要性，至少對廣播媒體而言是如此，許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都已建立了這種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