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女主角林淑琪聽完阿文表哥因為和同學組讀書會、「被警察請去喝茶」的經歷後，在課堂上唸了一個「住在禁止讀書世界的王子」的故事，老師下課後問林淑琪：「這故是哪裡聽來的？」
「我大表哥的故事！」林淑琪很興奮地回答，老師卻盯著她，緩緩說：「以後不要再講這故事，我是為妳好。」
這句「我是為妳好」是由宋欣穎配音的，有朋友問她為什麼配音不兇一點，宋欣穎說：「我想，我身為一個老師，是真的為她好。」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年代，林淑琪談論表哥的故事確實是敏感之敏感、禁忌之禁忌，宋欣穎認為老師是真心為了林淑琪好，也是無可奈何。
走過戒嚴的台灣人都有各自的無奈，那些記憶都深刻地刻在宋欣穎心上，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她發現這些事竟漸漸被台灣人淡忘：「我們的動畫師大多25歲以下，他們搞不清楚蔣中正跟蔣經國是不一樣的人，也不知道吳鳳的傳說，40歲分鏡師說他以為要姓『蔣』才能當總統！」
「一個社會要有強烈的共同記憶，那個共同記憶就是共同價值的來源，可是我們沒有！我們沒有共同的記憶，有些創作就做不下去，我們把威權打破了，但不表示威權該被忘記，他應該要被記得。我們可以不認同威權或神話，但他應該要被記得。」
一連講了兩次「應該要被記得」，宋欣穎對於記憶被遺忘這件事相當焦慮，也因此才會在第一部作品《幸福路上》就以台灣歷史為題材：
「記憶會影響你怎麼看待你的人生、你怎麼詮釋你們自己的處境，我的上一代他們不想記得，只想要賺錢，台灣整個媒體是很浮躁的，這個斷裂很可怕，會無法推動文化進展跟文創的產生……」
「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何不看自己歷史的劇？」
如今若再提起戒嚴記憶，有些人會說「過去就過去了，有什麼好講」，甚至看完《幸福路上》影評以後找上宋欣穎個人臉書、痛罵她「綠蛆」，對此宋欣穎說，她無法理解那是怎樣的心態：
「會講不提的就是不想要有記憶，可是這些事情都很深刻地在我的記憶裡頭，我要講一個跟自己有關的故事。為什麼日本有、韓國有、美國有我們沒有？」
宋欣穎先談韓國電影《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對光州事件的反省，又說日本晨間劇常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描繪小人物在大時代掙扎求生的身姿。當戰事來臨，主角含淚目送家人上戰場，最後收到一紙陣亡通知、一個裝骨灰的匣子，這樣的情節在晨間劇裡沒少過。
明明終戰已逾70年，日本人仍一直反省錯誤的歷史、傳遞反戰思想，宋欣穎相當喜歡這樣的晨間劇，也說《幸福路上》就是類似晨間劇的敘事手法，用林淑琪這個小人物來談大時代。
「如果我們花很多時間看日本晨間劇，為什麼不看跟自己社會、自己歷史有關的劇呢？」宋欣穎說，人的故事跟歷史是分不開的，人一定會在歷史裡，若台灣缺乏共同記憶、連過去幾十年發生什麼事都不清楚，做戲劇難以產生共鳴。
「共同的記憶是一種永遠的鄉愁，他會很快讓觀眾連結到那時候我在幹嘛，那是我經歷過的時代、我經歷過的鄉愁，把觀眾的連結感叩出來。」宋欣穎說，這就是在戲劇帶入歷史的一大好處，有記憶的作品才能提供更深刻的感動。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戲劇講歷史太沉重，但宋欣穎說，這年頭網路上選擇很多，觀眾是會進化的，「如果你一再歌頌社會很美好，觀眾不一定買單」，《紙牌屋》的爆紅就是鐵證。
宋欣穎說，以歷史為題材也希望發掘社會無奈的、殘酷的一面，再從中發掘出美好的價值，例如電影展現的「無論你是怎樣的人，愛你的家人永遠會歡迎你回去」這般溫暖。儘管去美國讀了電影，宋欣穎還是想回台灣以本土歷史記憶來創作，而《幸福路上》拍下的，就是正在被遺忘的一段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