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曾在台灣任教八年的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王丹，帶著影響更多海外中國留學生的願景，2017年中移居美國，繼續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志業努力。
記者：您過去在台灣任教多年，為什麼今年年中決定離開台灣前來美國？現在主要做些什麼？
王丹：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有機會接觸到大量中國大陸的學生在台灣交換。我跟他們有很多的接觸，改變了我對中國90後的留學生、90後年輕人的看法。我們原來都有些標籤化，覺得年輕人自私，不關心國家發展等等。但是我從實際的接觸過程中，我覺得其實90後的年輕人還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不管怎麼樣，一個國家未來都是要靠年輕人。所以我8年在台灣，其實做了很多跟他們接觸的工作。這個工作讓我想到，在美國其實這樣的留學生更多，所以我有點想把台灣的經驗帶到美國來，希望在美國可以做更多這種跟中國90後世代的交流工作，主要是這個原因。另外一個我覺得，中國變化也是很不確定的。2、30年沒有任何變化，我覺得很有可能，但是突然明年有什麼大的轉型，我覺得也不排除。但對於未來中國轉型以後的具體制度、政策的研究，我覺得還是不夠的，所以我回來是想成立一個智庫。我們的智庫會比較專注在中國轉型以後，進入到一個相對民主化的階段，尤其討論民生的問題，包括稅法、教育改革、環境問題等等，具體要用哪些政策來治理這個國家。我們希望能用未來十年的時間，對未來的中國提出一個反對派的藍圖性的構想。
記者：您過去在台灣任教時長期舉辦「民主沙龍」，來美後也舉辦多場「中國沙龍」，吸引許多中國留學生參加。在台灣的陸生和在美國的陸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與您那一代人相比，他們對中國的民主是否有不同的想法？
王丹：兩邊留學生差不多了。其實很多當年我在台灣的學生，現在也都到美國來唸書了。其實對於想出國讀書的中國90後來說，台灣往往是一個跳板，他們先到台灣交換，然後再到西方來，我覺得其實是同一類人。
這一類人我覺得跟我們那一代人比，其實差別滿大的。我們那一代人，坦率講，是有理想的，也有熱情。可是我們跟年輕一代人比起來，我們對具體事物的掌握上，包括知識的掌握、解決問題的能力方面，我覺得都不如年輕一代，這是我們要向他們學習的。可是年輕一代我覺得，可能跟八九年以後的國家的社會空氣也有關係，年輕一代的思考能力、思辨能力和認識能力，我覺得不如我們這一代。所以我們現在成立的智庫，已經定名為「對話中國」。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要跟政府進行對話，而是說不同世代之間，不同階層之間，不同想法的人之間應該對話。中國的未來，這個國家不是只是政府的，也不是共產黨的，是中國老百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