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馨基金會10日召開「性侵被害人訴訟參與權在哪裏？」記者會，要求司法機關全面提升性侵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包含檢視「性侵被害人之告訴代理人」制度、改進檢察官評鑑制度、增加相關經費補助、偵訴合一等。其中，性侵被害人在法庭上應該要有「知、說及安全」的權利最為重要，而司法人員不能再以性別偏見做為心證基礎。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表示，性侵被害人在訴訟過程中只有證人地位，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待一般證人與作為證人的被害人，並無任何區分，因此性侵被害人沒有任何訴訟權利，在訴訟過程中找不回正義。
紀惠容表示，和德國及日本的被害人訴訟參與權比較起來，台灣少了聲請調查證據及保全證據的權利，也沒有詰問證人、鑑定人的權利，或獨立上訴權、聲請再審權等等。由於證人的權利受限與地位低落，導致被害人無法在訴訟過程中參與、了解及表達意見；然而許多性侵被害人因被害人（證人）及被告權利不對等，被害人「（告）知的權利」被剝奪，在法庭上面臨被「2度傷害」的困境。
檢察官應幫助性侵被害人了解訴訟程序、積極調查並尊重被害人意見
紀惠容表示，也有勵馨服務的性侵被害人不滿被告以｢性剝削」罪名起訴，在聘請律師後提出疑義，強調性行為並非合意，法官同意改以性侵害案進行審理，但蒞庭的檢察官堅稱沒有更多證據可以證明此案是性侵害，被害人律師所提出的說法不足採信，所以不願意更改起訴罪名。因此勵馨主張，「蒞庭檢察官應幫助性侵被害人了解訴訟程序，同時積極調查對被害人有利的證據，並尊重被害人對於訴訟的意見。」
廖書雯︰「知、說與安全」權利尤其重要
台灣防暴聯盟祕書長廖書雯表示，特別是被害人「知的權利」、「說的權利」及「安全需求」，是弱勢婦幼與被害人殷殷期盼的司法改革；但性侵被害人說與知的權利不應只有在審判期間，在偵查期間也應該有，而且重點是即使被害人有說的權利，他們的最大困境是說不出口，因為性侵牽涉到太多社會污名及情緒創傷，也希望司法人員能了解上述性侵迷思，給予被害人更多資源。
有豐富告訴代理人經驗的法扶基金會律師張桂芳則表示，依法當事人可選任告訴代理人，但當事人常未被告知，即使告訴代理人具有聲請調查證據權，仍然沒有公權力，甚至有的法官在法庭上看見告訴代理人，還會詢問他為何出現？另外性侵被害人作為證人，對於被害經過的陳述較其他被害人困難，例如在社工、醫師、心理師甚至律師與其庭外會談時，較能前後連貫陳述；在警詢、偵詢，甚至審判時面對職權訊問或交互詰問，被害人容易產生心理抗拒，造成其證詞誘導甚至破壞，在嚴格的證據法則下成為「珍貴的垃圾」。
盼未來性侵案件改為偵訴一體
勵馨基金會研發處長王淑芬則接下去舉例說，有的法官質問被害人，在被強吻或強制性交時為何不咬掉對方的舌頭或陰莖，顯示其為合意性交，可見司法界對性侵還存有許多迷思。此外，由於偵查和蒞庭的檢察官不是同一人，導致蒞庭檢察官因為對被害人不熟悉，與被害人沒有信任關係，不了解案情，而無法發揮攻防效能，「因此勵馨主張未來性侵案件應該由偵訴分離改為偵訴一體。」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黃盈嘉律師表示，在照顧犯罪被害人之外，「教育司法實務工作者，甚至淘汰不適任者，也是重要的司改工作。」司改會於2017年受理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申訴案件時發現，部分法官、檢察官辦案不遵守性侵害犯罪對被害人保護相關的法律，且以性別偏見作為心證基礎而不自覺，導致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受到2次傷害，評鑑委員會選擇袒護法官、檢察官的決議，導致被害人地位更加低落，應全面檢討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