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頓說：「你看看國際刑警組織，看看人權理事會，看看其他這些國際組織，是的，美國等應該說，這太荒謬了！ 坦率地說，我們應該允許一個民主法治、自律良好、人民擺脫貧困、擺脫暴政的富裕國家。」
惠頓說，即便美國窮盡各種方式，包括尋求歐盟及其他理念相近民主盟友的支持，都無法讓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HA）的觀察員。他認為到了改弦更張、尋求不同方式來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時候了。惠頓說，而台灣也應該專注於通過其他途徑，例如以半導體、尖端科技實力及供應鏈地位來加強與世界的連結，讓國際社會無法忽視台灣的存在。「因為要讓這些腐敗的組織做正確的事真的太難了。」
中國在國際組織的「惡意」影響力
美國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主任易思安（Ian Easton）說，近年來，尤其是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們見到中國在許多全球治理機構「惡意影響」（malign influence）的結果，這些在二戰後設立的聯合國、銀行等相關組織，目的是為了要確保不再有強權戰爭的發生。
「不幸的是，過去 18 個月大流行期間發生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們表明，在許多情況下，北京政府已經能夠滲透到這些旨在阻止另一個威權主義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世界治理機構中，然後對他們施加影響力。」
易思安提及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陳馮富珍及剛剛卸任的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柳芳，說她們在任期中不僅極力排斥台灣參與、將那些機構領導層政治化以推進北京對台灣的政治目標，甚至連接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譚德塞在上任後，還飛到北京簽署一個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協議，支持北京推動其旨在塑造「新世界秩序」的「一帶一路」倡議。
易思安說，陳馮富珍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影響也可以從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柳芳身上看到。他說，柳芳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高官，也是北京當局挑出的人選，但在國際民航組織任期內卻以服務中國利益為優先，而不是以該組織所有成員或聯合國及其治理機構為主。他說，在新冠疫情中，國際民航組織服務北京政治目的的做法尤其明顯，該組織孤立台灣、不讓位處空中交通繁忙樞紐地位的台灣發聲，這對全球航空安全也帶來風險。
易思安說：「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航組織只是兩個案例，它們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縮影，那就是中國政府在全球施加影響力的問題。」
易思安也同意，美國的確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來協助台灣突破北京的封鎖和孤立。他舉例說，如果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被孤立，那麼拜登總統首席醫學顧問弗契（Anthony Fauci）博士或其他美國高級衛生官員就可以、也應該到台灣訪問，與他們的對口官員見面、認識他們，並給他們一個機會和平台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