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她的書《我在台灣，我正青春》正式出版，記錄自己在台灣的見聞和思考，在兩岸名聲大噪。
蔡博藝說，在台灣讀書的最大收穫是「心態越來越好，能包容別人。你要學會和不同意見的人活在同一個世界裏」。
這樣一種心態，也讓她能更深入地走進台灣社會，觀察、思考和吸收。而剝開那釋放敵意和偏見的殼，蔡博藝看到了這座島嶼的另一種風景，新鮮、熱烈、令人心潮澎湃。
積極參與台灣社會運動
二零一二年三月，台北市政府為實施都市更新計劃，要拆除士林區屬於王姓人家的兩塊土地和建築，遭到反對。施工隊要進行強制拆除時，有大批學生趕赴現場保護王家。
蔡博藝仍記得在新聞裏看到的畫面：「他們坐在地上，胳膊挽著胳膊。坐成三四排，不讓機器剷除王家。」
像是一記猛浪拍進心裏，蔡博藝說：「這些年輕人和我之前看到的年輕人好像都不一樣，我之前遇到的同學對社會比較冷漠。但這群人……天啊，居然還有這麼激進又熱血的人！」
她用「神奇」來形容這些年輕人。由此，她和這些神奇的年輕人一起，經歷了台灣民主路程上的一個個小站，從反媒體壟斷、反淡海二期徵收到太陽花學運。蔡博藝將自己參與一系列社會運動的動機總結為「好奇心」。「我其實大部分的時間都算是觀察者的角色吧。」
鍾孟軒則這樣理解蔡博藝的動機：「她了解到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困難，從中學習到經驗，然後把它帶回中國。」
問她同樣的事如果發生在大陸她會不會參與。
她想了一想，說：「要看狀況吧。有時間的話我想去一下。」又說﹕「也沒有這樣的事發生啊。」
如果大陸可以擁有台灣的一樣東西，蔡博藝最希望是制度。問她是不是政治制度，她沉默了一會兒說：「至少讓大家比較放心的關心和參與社會。我覺得台灣有這麼高的社會參與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參與成本低，大陸來講成本就很高，成本高的狀態下大家就不會太關心，或者說裝睡吧。」
反過來，她希望台灣能擁有大陸的媒體。「台灣的媒體很不專業，給人感覺質量很差，記者經常在Facebook上抄一下新聞就發出去了，也不去求證。大陸記者整體水平比較好，市場也比較大，就是環境不太好。」儘管不喜歡被貼上「陸生」的標籤，但這個身份無疑賦予蔡博藝跨度更廣的思考空間。
大二時，蔡博藝經一位老師介紹加入了籌備中的「五虎崗社」，這是淡江大學唯一的異議性社團，致力於倡導學生們關心社會和校園。社團每學期會舉辦五六場大型演講，請校外的專家學者來談社會議題，內容涉及勞工、同性戀、死刑存廢、新聞自由等。
五虎崗社為蔡博藝鋪築了更寬闊深入的交流渠道，也清淤了思路。她充滿激情地討論社會問題，以至於鍾孟軒對她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她常常和另外一個朋友吵架、鬥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