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讓他錯過了香港學聯在七一發動的佔中預演。如果他在現場，最終的被捕者會變成五百一十二人。但他沒有錯過九月二十六日學生發動對公民廣場的突襲，儘管從計劃提出到實施只有一兩個小時，他還是得到了資訊並加入其中。這個事件成為了如今佔中運動的導火索。
一直以來，梁國雄都游移在以佔中三子為核心的溫和泛民派之外，並沒有積極參與相關商討。早在七月他獲釋之初，他對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說，「運動一發動，你就應該宣布佔中運動已經完結了，公民不服從運動開啟了」。他認為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發動更多的人出來，他預想佔中可能很快被清場，第二波、第三波的發動權應該交給群眾。
後來發生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當佔中變成一個去中心化的群眾運動，並擴散至三個佔領區後，梁國雄再次建議戴耀廷，趕快宣布佔中運動結束，去搭建一個議事與決策的聯合陣線，僅給群眾提供食物和水是不夠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人來人往，至少有一個通信方式，比如你住北角的，就你們自己去搞」。他覺得還應該建立「宣傳部」，針對對手發表的言論進行反駁。但戴耀廷還是沒有同意，認為不是合適的時機。
佔領者的分歧日趨嚴重
事實上，這個想法絕不容易實現。佔領者之間分歧日趨明顯，有人主張不需要任何領導、代表，就沒有背叛與撤退的鼓吹，讓政府自行提出最好的條件。而任何政治力量浮現，很容易背負騎劫群眾運動的指責。不同的團體之間，也對底線和目標存在著不同看法。維持現狀，可能是佔中三子的最不糟糕的現實選擇。
激進與溫和，從來是泛民內部的路線之爭。在梁國雄看來，「激進」絕非貶義，他理解為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在過往，他有過很多帶有冒犯的激進之舉。
然而，在這場運動中，以往香港街頭運動的主角梁國雄，卻處於被邊緣化的尷尬局面。他讓人印象深刻的亮相，也僅限於九月二十七日的下跪。當戴耀廷宣布佔中提前啟動，許多人因理念不認同而選擇離開，梁國雄請求他們留下支持。「我知道，我的謙卑會成就我們的事業，所以，我要下跪。」他對人群喊道，然後跪了下來，不止一次，在龍和道、立法會大樓外、中信大廈前，他總計跪了五次。
但在那之後，他的影響力似乎就消退了，或許，他沒有刻意再發揮自身角色的功能。他只去過一次旺角佔領區，沒有演講，他覺得沒有明確的態度不如不說，在金鐘的晚間大集會上，至今也只發言兩次。他大部分時間把守在特首辦前的龍和道——那裏是學聯控制之外的地方，但後來也妥協地撤退了。
他反對野貓式零星佔領，理由是易攻難守，“不主張去衝，只有守得住才叫佔領”，而且不利爭取大眾支持。這或許僅僅是純粹的佔領戰術上的考慮，但在那些比他更激進的人群中間，他變得不再顯眼。
沒有更激進，只有更激進，成了廣場權力來源的潛規則。在政治僵局之下，領袖資格來自於所佔領的空間，以及能否創造新的議題。
一個叫阿Dee的青年人成為新進的廣場代表，他與佔中三子等一起站出來，面對傳媒。以他為核心的某個獨立學生團體把守金鐘道，那條路是類似額外開闢的佔領區，與主幹道一街之隔。關於那條道路的開放與否，阿Dee的意見至關重要。
梁國雄拒絕過多地評論學生的表現，「還是少說一點為妙，人家在鬥爭，你還在說三道四」。他透露出對聯合陣線未能形成的失望，但又讚美廣場的自發狀態。
他知道，這場佔領是難以長期進行下去的，「我們碰到的是一個完全沒有彈性、也不需要彈性的當權者」。他不看好學生與政府的對話。
「我常常說，現在很多爸爸媽媽都反對他們的子女站出來。你想想，現在那些年輕人，在二十年以後，他還會反對他的兒女嗎？他不會反對，他會跟他的兒女一塊站出來。」梁國雄說：「結果就是留下一個種子，你不能把它忘掉。」
在採訪的最後，就像採訪的開頭一樣，他簡短插入了另一段歷史。「香港已經完全改變了。就好像俄國革命以後一樣，完全洗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