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徐曉與北島等詩人一同創辦《今天》，面對整個黨國結構，因為「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進而開始了意義的追尋。此後數十年，她在職務寫作之餘，開始書寫亡夫周郿英、友人趙一凡、史鐵生、詩人芒克等人，這些在樣板同質化年代裏鮮活而智慧的不幸個體，終於在二零零五年結集成為《半生為人》一書。這本書獲得當年亞洲週刊十大好書的榜首。
寫出理想主義的情懷
《半生為人》寫出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國知識界的時代氛圍，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美學家高爾泰評價此書為一首憂傷的長詩，其中沒有控訴，沒有譴責，而只是講述了一個個智慧而橫遭不幸的人，終於構成「弱者的勝利」，徐曉在書中寫道，「誰愛得越多，誰就註定是弱者」。
文如其人，徐曉也從來不是高聲批判當局、主張激烈變革的異見分子。也正因此，此次她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當局逮捕，讓諸多自由知識分子大呼詫異，匪夷所思。
作家趙越勝質疑﹕「這麼個文弱女子，一直與詩歌、美文為伍，心中滿是慈悲，眼前皆是好人，最看重的是友誼與愛、正義與真理，怎麼危害到了利維坦（國家）的安全？」
多位與徐曉接近者均表示，徐曉的家人希望此事能夠低調處理，因為如果因此觸怒當局，很可能會讓徐曉的處境更加艱難。在受訪中，他們普遍恐懼更大的麻煩會隨之而來。
個性文弱主張溫和
與此同時，在互聯網上為徐曉發聲的知識分子也多遵從一貫以來的傳統——即「跪著造反」的策略。如劉蘇里等人在微博呼籲時，基本圍繞著徐曉的個人道德以及她溫和的主張。
作家李靜睿則近乎悲絕﹕「我們這些讀讀書寫寫書的人有什麼能耐危害國家？這個國家值得我們去危害嗎？」作家綠妖則說﹕「如果這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六十歲老太太都能以涉及『國家安全』罪名刑拘，誰還是安全的？」
這本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早已習慣的抗命方式——用盡可能去政治化的方式呼籲和爭取，以降低敏感度，從而換取當局寬容。然而，這策略在自由知識分子中已不再具有廣泛共識。在此前的浦志強等案件中，這一現象已經初現端倪，到徐曉被捕時，一些知識人已經直言不諱地公開質疑。而在應該如何談論徐曉被捕的問題上，這些質疑甚至演變為互相指責。
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張軍說﹕「你看北京平常大街小巷出租車裏都是高談闊論政治的人。但是一到真正需要冒風險付代價做政治表達和抗爭的時候，基本上就都慫（軟弱）了，遠不如廣州等地，至少近二十多年如此。而在上海，基本上大家就直接迴避政治、擁護政策，裝都不裝，直接認慫。」他為此劃分了「帝都（北京）文化VS魔都（上海）文化」，分別代表了「偽政治化的政治化VS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以指出北京文化圈對於徐曉被捕一事，不敢直面當局的政治鎮壓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