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想起了略「悲劇」色彩的龐麥郎：
龐麥郎也是在一個打雞血的「黃金時代」，從邊遠地區擠進文化首都來實現自我夢想，他要表達自我，他要唱歌，他要成名，他要獲得關注與金錢。
那麼時代不夠寬容，還是他才華不夠？或者他選擇文藝的夢想方向就錯了？
我至今還記得在《人物》專訪稿中提及龐麥郎的細節，來自陝西漢中的他，一再堅持自己是臺灣人。臺灣在他心目中，是某種更高層次的文化輸出地，更洋氣更時尚的象徵。
抱歉，「時尚」是一個我並不喜歡的詞語，尤其是在討論文化的時候，它真的不適合出現。這個詞語讓我想起櫥窗裡的那些塑膠模特，他們面無表情送來迎往，代表了領先的同時也意味著速死和快速被消費。更新換代，一種沾沾自喜的嘴臉。
我們身處這樣的大時代，收到這封吳念真寫給自己的穿越時空的情書，也許能讀出字句背後的況味感，而這可能正是《臺北上午零時》在2015年提供給我們的反思意義。因為我們的2015和臺灣的六十年代，在某種程度上彼此對照。
我們當下的文化Icon是什麼？最近在社交網路上備受熱議的詩人余秀華、草根人物龐麥郎，他們背後到底反映了什麼？難道不是日趨穩定的城市中小階級，對本土文藝消費與娛樂審美升級的渴望與焦慮？媒體在津津樂道他們本身固有缺陷的同時，卻忽略了其背後折射出的社會傳播學意義：大量在城市化過程中湧入城市裡的農村青年，他們的文化消費正在失位與缺失。
無論是熱議的龐麥郎還是余秀華，或者再往前回溯的張嘉佳，均傳遞著當下社會城市文化消費並未建構起來的信號。他們三者的消費群體並不相同，甚至有很大的排異性，但是都很真誠。不同的社會階層消費不同的文化形態，這是進步的體現，尤其是在中國大陸這樣幅員遼闊、階層發展懸殊的社會。這已經不是一碗春晚雞湯能夠喂飽所有嘴的時代了。
文化本身就應該是多元化，我們不能因為吳念真而斷然否定龐麥郎，當然也不能用《冰與火之歌》來消解張嘉佳。但是文化審美的兩大前提：主題真誠與獨特性是衡量其品質的標準，前者解釋了目的和深度，而後者衡量了才華。
所有欲望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存在本身也是社會轉型期必然出現的。
其實《臺北上午零時》本身的戲劇故事——三個熱血農村少年對一個姑娘的愛情，並沒有那麼重要。但故事結尾表達出的兩個取向：是逝去不可追還是明天會更好，則是作者價值觀的體現。
感謝吳念真讓我們在2015年，看到1960年代臺北的鄉土與純真，它至少提示了，也許在40年之後，或者站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上，我們如何看待當下的問題。
（注：吳念真帶寶島精品劇碼《臺北上午零時》登上北京國家大劇院舞臺，於1月22日至25日完成大陸「首秀」。內文配圖為話劇劇照。）
＊作者為中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