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較早公布明確的成文法，見於《左傳‧昭公六年》，春秋時期鄭國大夫子產將刑法鑄刻於鼎，公布於外，叔向致信譴責，並說：「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人民一旦知道刑法的具體規定，則違犯道德時，將徵引法條，抗辯其行為非法條文義所及，以僥倖脫罪。一旦如此則人民「將棄禮而徵於書」，遺棄禮教道德，援引白紙黑字之法典「刑書」，以為脫罪之抗辯。傳統法律之所以不嚴守「罪刑法定」，因其法理之根基建立在「禮教道德」之維護，著眼於群體秩序的倫理考量。而刑法學者費爾巴哈所說“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無法律即無犯罪，無法律即無刑罰)，是立基在個體權利的保障。
小玉嚴重違犯道義禮教，但依現行繼受西方之法律，恐難顧全國民法感情，據法重判，這種民情與國法不符，來自法律繼受的難題。其他如日月光案、頂新案，民國99年的白玫瑰運動等若干性犯罪的輕判，所以喧騰一時，關鍵之一，也在與傳統觀念有落差的「罪刑法定主義」，仍難被國人接受。
司法院推行法律普及化時，或許可考慮以活潑方式，就此平實議題，引領大眾思考「罪刑法定」看似難以符合個案正義，但其對通案性的、普遍性的法律適用，何以重要？在「造成僥倖脫罪」的弊端與「防止羅織入罪」的優點上，如何權衡？傳統法律所以鬆動「罪刑法定主義」，乃因缺乏民事賠償體系，今日民法已建構完整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則應否放棄此一原則？思考的深度甚至可以達到傳統法理之根基在於「以德禮坊民」，而今日繼受西方的刑法在保障個體人權，西方人說「凱撒之事歸凱撒管，上帝之事歸上帝管」，在法政體系之外，尚有宗教體系維繫道德禮教。
在傳統禮教已崩壞的今日，固然當嚴守罪刑法定主義，以保障人權，但在西法容易繼受，基督教思想難以全盤移植的情形下，道德、禮教的層面，當由哪一個社會系統來負擔？這些議題，發生在許多平實的案件上，或許不如隨機殺人等影劇，充滿情節張力，但這個法律繼受所引發的爭端，卻是極須大眾思考的議題。
＊作者為大學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