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中共的反胡風運動中，被《戲劇報》指為「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其中「漢奸」大概指他在淪陷區導演過由汪政權高官戴策領導的話劇演出。但若他真是「漢奸」，就不至於在1945年要逃離淪陷區了。至於「中美合作所」，據批判胡風的文章說，是國民黨政府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的機構；實際上，那是二戰期間中國和美國為加強軍事情報合作、共同打擊日本，在1943年成立的的機構，抗戰勝利後這機構就解散了。父親說他沒有聽過中美合作所這名稱。
我相信父親戰後確與國民政府的官員有聯繫，否則他也不可能到東北接管電影院。但這應該屬於謀生所需的交往，即使涉及利益輸送也不會是很大份額。
更何況，歷史進程到了今天，該如何評價汪政權，如何評價國民黨統治期間的政治社會民生呢？中國往後的走向，是人民更有權或更無權？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戲劇報》在香港發行時把關於父親的「污名」形容詞塗黑，但在大陸則保留，這種內外有別的處理，是中共延續至今的手法。即沒有固定的原則，一切都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戲劇報》事件後，中共港澳工作的各級負責人照樣與父親聯絡，保持友好，中國新聞社社長張建南還同父親一起去印尼，父親1957年又到北京參加國慶。然而，生活在大陸的家人，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我姐姐那時在東北工學院就讀，她後來說，《戲劇報》的事使她受查，而且從此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父親在北京有一妹一弟，在廣州有一弟，北京的弟妹是高幹，他們按黨的指示跟父親保持不冷不熱的交往。我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妹，生活在上海，年紀還小，但到文革發生時，他們都高中或讀專科了，妹妹受文革影響，要跟爸爸脫離關係，令父親傷心。北京姑姐1965年早逝，避過文革批鬥。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嬸嬸，都受到父親的「黑背景」牽連，受審查以至批鬥。當然，所有通信都斷了，除了劃清界線的信。
父親一生愛國，親共，在香港被統戰、「團結」，但在中共的檔案中，他就留下「污點」，對他只有「利用」而不被信任。（文章發佈於2021年7月19日）
失敗者回憶錄38：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在「被使用」者中，也將人分成好幾等。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但在中共掌控之處，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
1950年代，父親參加過一個組織，據知是中共領導的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在1949年中共為建立政權而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政協中，有9名代表參加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主席蔡廷鍇是1932年淞滬抗戰中擊退日軍的十九路軍軍長，成員中有其後任香港《文匯報》總編的李子誦，還有一個是共產黨員、被派到民促實際擔任領導的司馬文森。司馬1946年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員，領導和統戰當時的電影界。父親與司馬來往頗密切，大概也在這時參加民促。司馬1949年後回大陸，民促在1949年後合併到民革中。那時香港民革的名義領導人是李子誦，父親與他一直保持聯繫。父親也與一些電影人組成定期聚會的小組，參加的有李晨風、左几、秦劍、吳其敏等人，但有一個非影界的陌生人常來出席，不記得他姓什麼，相信是進行思想領導的共產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