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諾貝爾獎得主法國作家莫迪亞諾，官方公布的得獎理由是：「他揭露了『佔領』期間的世界。-----小說家用記憶的藝術，喚起最難捉摸的人類命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佔領巴黎，莫迪亞諾多部傑出小說均以此為背景。他自己如是說：「曾經在那個巴黎生活過的人，都想盡快把它給忘了，要不就只記住日常生活瑣事，只記住那些會讓人產生錯覺，自以為每天過的日子畢竟沒有跟承平時期有多大不同。-----在那個噩夢般的巴黎，你得冒著被告發的危險，警方會在地鐵站出口大肆搜捕-----。沒有它，我就不會誕生。那個巴黎從未停止她對我的糾纏，我寫的書更不時沐浴在在她那朦朧的光中。」
莫迪亞諾，一個拒絕遺忘的人，用書寫對抗善忘的世界。
（有一個時代拒絕被遺忘，有一群堅持要記得。橋頭事件36週年，老戰重回舊地重演舊事，你，還記得他們是誰嗎？楊子磊攝）
2015年1月22日，高雄橋頭。
小巴士裡的空氣有點興奮，陳婉真指著窗外的巷弄說：「那時候我們就是遊行到這裡，然後再從那邊轉出去。」坐前座的施明德馬上反駁：「亂講，明明是從這邊右轉，再繞到警察局去抗議。」陳婉真回嘴幾句，施明德又笑又氣：「惦惦啦！那天你們都是第一次來，我事先來勘察路線好幾次了。」施明德太太陳嘉君打趣：「真是一開始就有路線之爭。」小巴上這類小爭執不是第一次，穿著鮮黃夾克的陳鼓應和西裝筆挺的姚嘉文，一面聊天敘舊一面發現彼此對當年事的記憶已多有出入。
為了紀念「橋頭事件」36周年，這一天，陳菊、陳婉真、施明德、陳鼓應、姚嘉文、周平德、范巽綠等ㄧ群「黨外時期」老戰友重返現場。市長陳菊帶頭，一群人仿照當年攜手舉起「復刻版」白布條，上書「立即釋放余登發父子」「堅決反對政治迫害」，從余登發的故居(如今已成民主紀念館)出發，一路遊行到200公尺外的鳳橋宮，全台人氣最旺的市長以她慣常的鏗鏘有力發表演說：「歷史是公平的。當年在戒嚴令下要從余家走出這第一步是危險，當年有人不敢來，歷史就不會留下他們的紀錄，敢參與的人，歷史就有紀錄。」陳菊嘆息，老照片中和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陳婉真青春年少，「看起來真古錐，如今我們已漸漸老去，重新再走這段路，感慨很深。」
（余政憲〈左〉與姚嘉文〈右〉重會於橋頭。楊子磊攝）
高雄冬陽好溫暖，旁邊跟著走的鄉親興高采烈，空氣中有一種類似慶典的氣氛。遊行路線可以復刻，白布條可以復刻，但當年的肅殺緊張悲壯，實在太遙遠太難以想像。在民主自由如空氣般理所當然存在的此刻台灣，我忍不住想，這樣的紀念活動，以及下午的研討會，意義在哪裡？如果連緊接著發生的高雄事件都逐漸被大眾遺忘了，橋頭事件又為什麼要被特別記得？
有此疑問的顯然不只我。高鐵上，施明德的女兒問他：「爸爸，那天有多少人來參加遊行？」「二十幾個？」「人這麼少？有什麼好紀念的？」
「橋頭事件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目前在北京大學任教、年近八旬的陳鼓應，對這個問題有很清晰的答案。他認為，橋頭事件一舉突破了國民黨30年的戒嚴統治，堪稱是台灣民主歷史劃時代的大事。在那之前，只要三個人聚在一起共商國是，討論改革，依據當時法令，就可能被起訴，被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陳鼓應正是這場紀念活動的發軔者，近年勤於往返兩岸，半年前在一次與余政憲、范巽綠的聚會中，建議籌辦紀念余登發的活動。這一天，他帶著兩位大陸來的朋友，隨行記錄與採訪。
身為活動總指揮，施明德和當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是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他回顧七0年代末期，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異議力量不斷蓄積升高，但反對陣營人人有主見，誰也不服誰，幸好「北有信介仙，南有余登發，一南一北把大家箍在一起。」1977年，台灣舉辦五項公職選舉，黃信介與康寧祥組成「黨外後援會連線」黨外人士從單打獨鬥到初見全島性串連。1978年，更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為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巡迴助選。可以說，當時黨外形勢大好，陳鼓應、楊青矗、王拓和陳婉真都是呼聲極高的候選人。沒想到，12月16日，美國與中共宣布建交，「美中關係正常化」，宣布停止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人士共同發表「黨外國是聲明」，大聲疾呼「台灣的命運由台灣1700萬人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