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所處的位置極不容易。為了生存，他要說和做一些非他所願的事。藉著自保後仍有的權力，他限制了一定程度的損害，護住了許多朋友和同僚。縱使他有無可懷疑的聲望和影響力，但也無力發起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抗拒。
周恩來的影響力取決於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終權威還是毛澤東。儘管非常不贊成，周恩來不論是在共產黨內或是個人都依然對毛澤東忠誠，這也造成他在情感上永遠難解的衝突。周恩來試著掌握毛澤東並要將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限制在文化事務領域，讓這些事只發生在中央領導人之間，他失敗了。他的失敗讓這個國家陷入一團混亂。如果他公開反對毛澤東，他幾乎可以確定早就被清洗掉了。
身為一輩子忠誠的共產黨員，他把黨和他所相信的革命志業放在所有其他事務之前，包括他的個人生活。雖然他仍然保持著和家人及朋友的聯繫，即便像是在內戰和日本侵略等最困難的時間裡依然如此。他的妻子鄧穎超，也將自己奉献給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既是政治夥伴，也是個人關係的結合。周恩來對黨和他妻子的忠誠至死方休。這對夫婦沒有自己的小孩，卻為他們所收養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家。鄧穎超曾經流產，這對她的健康造成長期性的影響，而她在婚姻早期也曾經打掉過一個胎兒。
雖然在周恩來一生的婚姻中，偶爾都會出現暗指他是同性戀的說法，並說這就是他為什麼不能統領中國的原因。但這是一個難以解開的謎。中國共產黨在公開上是拘謹的，雖然個別人物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傳統。在一個對承認同性戀存在並非那麼開放的環境裡，任何指稱周恩來是同性戀的暗示都會被認為是政治上的抺黑。
大部份的流言都暗示他樂於有年輕男子的陪伴，並且對他們有所傾心，但很難有證據證明。最近有一本由一位記者蔡詠梅所寫並在香港出版的《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一書，指稱周恩來「藏著對一位世交好友和小他兩歲的同學李福景一生的愛戀」。這僅僅只是臆測，並且是作者對已出版的周恩來日記及其他一些文件遐想之作。 周恩來絕對有能力在社會各個層面都能獲得長久和親密的友誼，這是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對他的政治生涯頗有助益。
＊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當周恩來被送往八寶山火化時，成千上萬的群眾佇立街旁，悼念共產黨內失去了一位黨員和理性的代表。當年稍晚之後的清明節，正當眾人祭祀祖先及近期逝世的親人時，對這位前總理的哀悼和致敬大量湧現。這正是以江青為首的周恩來政敵們看上去似乎要全面接手中國共產黨之際，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遭紛紛出現詩歌、花圈和一些頌揚的作品。數千名參與遊行者蜂擁來到天安門廣場，四月五日這些人遭到警察、軍隊和民兵的驅離。數百人被捕，許多人受傷，房舍和警車被焚。剛復出的鄧小平被指控並再度被撤職。直到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死亡及江青和四人幫終於垮台之後，鄧小平才回來繼續周恩來的工作。
＊
周恩來無疑是個孜孜不倦的人，但仍然是人。在工作上他絕不會放任自己鬆懈。他的下屬不論晝夜都隨時等著被召喚，或是回覆緊急訊息，或是處理他凌晨和毛澤東或其他領導人討論的問題。他的工作方式是革命戰爭所遺留下來的，那是一種已經滲入共產黨和其政府多年的軍事化文化。在周恩來部屬回憶中對這樣的事也幾乎沒什麼怨言：在戰爭年代，一位參謀被要求要在深夜發送一封電文或是繕打一份文件時，也不會對他的指揮官抱怨。周恩來的奉獻和勤奮受到一致崇敬，但他對工作人員仍一樣處處關切且待之以禮。在政治運動中，即便並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到，但他仍盡一切可能讓他們不受傷害。
＊作者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