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講，台灣的政治參與，剩下往神裡捧或往死裡打兩種。對人就不必舉例了；對事，則是幾乎沒有討論空間；舉例而言，復航墜河，松山機場應否遷建，話頭才起就被炒地皮說給打斷，其一，機場在繁華市區，松山不是唯一，遷建與否或許不該以空難個案為討論基點，但市區風險確乎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理由；其二，遷建與炒地皮是否一定要畫上等號？如果空地不蓋樓而建成大公園呢？信不信還有一個說法：蓋公園就是周邊土地炒樓？說到底，不論政府發包工程或民間蓋樓都可以「合理懷疑有弊」，我們大概要改寫「建設」的定義了。
人人有熱情，個個想參與的台灣，經歷風風火火無比「驚喜」（對不少人而言，大概也是驚嚇）的一年。以九合一選舉結果論，太陽花學運改變了一切，還迸出一個全無政治邏輯可言的、無黨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奇特的是，一切的改變，又彷彿沒有改變，台灣在巨大轉變的關口，卻也可能進入「封存世代」前期。
二０一四年，是撼搖舊世代、舊勢力、舊價值的崩解世代，然而，新世代的意義卻在快速推進中，也提前一起進入崩解。這和一九八０年代末期的氛圍迥然不同，當年，是一個崩解再重建的年代，解構讓人無比興奮，因為我們始終相信；如今崩解後還看不出重建的方向，因為我們一切懷疑。三十年後回望此刻我們所經所歷，不知會不會遺憾，我們的確不是無所是事的idiotes，但卻是犧牲了一代的id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