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認為，南韓企業較台灣企業更為兢兢業業是基於其民族性，但從歷史經驗來看，或許他們一直面對的坎坷環境才是真正原因。
政經特色》南韓政府支持財閥 台灣選擇「三管齊下」
若暫且不論近2年的經濟表現，根據瞿宛文教授的研究，南韓發展型國家的轉型是較為成功的，在各種轉折過程中，南韓較能維持政策的發展取向，使得產業升級成效較為優異，反之，台灣的轉型稱不上成功。
台灣與南韓在戰後初期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極為相似，主要差異顯現在產業結構的不同。南韓採取了政府支持財閥的發展策略，而台灣則是採取較為平衡的三管齊下作法，即國營企業、民營大企業、中小企業各有角色。此一策略的擇取與戰後初期兩國的政經條件有密切關係。
戰後初期，台灣的國民政府具有高度危機意識，這一方面帶來了嚴酷的政治鎮壓，另一方面則使得政府高度關注分配的問題，因此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及勞力密集產業，為的是確保沒有企業會大到造成統治上的威脅。南韓在戰後初期很快就幾乎將接收的日產全面私有化，成為戰後財閥體制的基礎，後續在1960年代開始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時，財閥已有相當規模，因而促使政府採取了和財閥緊密結合的政策路徑，而當財閥不斷擴大勢力範圍時，中小企業的空間自然受到擠壓。這樣的歷史背景，造就了台韓兩國極大差異的產業結構。
台灣蓬勃的中小企業使製造業得以形成綿密的生產網絡，也撐起台灣的出口產業，然而中小企業在各階段的產業升級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是有限的。當台灣進入高科技產業時，第一線出口廠商成為較大型的科技廠商，較有能力與外商及工研院合作移轉技術，中小企業雖仍然為數眾多，卻多只能成為一般性零組件的供給者，未能與大廠商合作開發技術、參與產業升級，同時其附加價值率遠低於大型廠商。
在南韓，財閥則持續在經濟中維持重要角色，占GDP的比例遠高於台灣，而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則向來受到擠壓。雖然像三星電子與現代汽車等財閥透過大量投資與研發支出，已達成發展產業的任務，但財閥超出比例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也帶來不少負面影響，其高風險的財務槓桿操作，也使得南韓多次陷入金融危機，這些都是台灣少有的缺點。
台灣與南韓產業政策另一顯著差異也與財閥的存在與否有關。南韓政府傾力發展國家品牌企業，挹注大量資源扶植財閥成為國際級企業，不講究政府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台灣則自始在扶植私人資本時，危機意識促使必須避免養出富可敵國的大企業，只能強調雨露均沾的平均式分配，這也使得政府政策相對保守，時時刻刻必須避免「圖利廠商」，長期而言，政府資源難以聚焦效率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