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就是臺灣黑五類！」黃大一啐了口氣，點起根菸。白色的煙霧瀰漫在狹仄的客廳空氣裡。客廳深處，掛著黃大一以催眠學者身分赴中國演講的海報，他還是業餘古生物學家與玩石家。憑藉著對古生物化石的熱情，成為兩篇《自然》（Nature）論文的主要作者，是臺灣學術圈少見不具博士學位仍能兩度登上《自然》的奇葩。
他的另一個身分，和他的生命歷程有著更深刻交纏的關係。他是白色恐怖年代燕巢支部案受難者黃溫恭的遺子。
黃大一亮出二○一三年四月號的《自然》雜誌。在他的協助之下，中興、成功大學與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學者論文首度登上雜誌封面—這篇論文的封面照片被《自然》選為二○一三年度照片，更被歐美科學界選為二○一三年十大傑出科研成果第四名。他忿忿地說，「老子因為白色恐怖沒有拿到美國的博士學位，在臺灣就到處吃鱉，包括臺灣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五位臺灣學者同時登上《自然》封面，但就是老子我沒有博士學位。今天為了中華民國好了，取得了這樣的紀錄、光榮，誰來鳥我們？馬英九會接見做麵包的，打球的，可是在學術上為國家爭光的，他甩都不甩。」
（黃大一的科研成果登上２０１３《自然》月刊封面（左）／右圖為成果發表會，取自中興大學官網）
從小，黃大一懵懂知道自己生長在一個特別的家庭。
黃大一說自己也許頭上長角，也許天生反骨，但談到父親，他說，不知道。曾經他對父親的事情只是感覺，對細節一無所知。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僅知道戒嚴時期，舉凡出國都需警總批准出入境證，當時黃大一業已取得美國埃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四年直攻博士的獎學金，出入境許可卻遲未發放。直到後來，藉由人脈疏通，甚至走後門向相關人員塞了紅包，這「運動」方收效果，得以前往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就讀碩士班。然而，幾年後，黃大一的小妹黃春蘭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她從小品學兼優，更以優異的成績申請到密西根大學（Michigan University）的研究所與全額獎學金，卻無法取得護照，出國留學的夢想便這樣硬生生給窒死了。
黃春蘭那時只是等待，等待那不知何時能夠取得的護照。黃大一也在等待，等著已經取得獎學金與入學許可的妹妹，一同來到美國。對黃春蘭而言，那是行屍走肉的一年，無所適從的一年。
那一年，已在美國的黃大一，為了等妹妹，錯失了完成博士學位的機會。
「那時候，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念博士班，為了等妹妹，四月時決定不跟指導教授轉去堪薩斯州立大學（Kansas State University），妹妹原本說好暑假就要來美國，但後來妹妹拿不到護照，沒辦法來美國，讓我在堪薩斯州立大學那邊、還有俄亥俄州立大學這邊兩頭空，才沒拿到博士學位。」黃大一說，「我後來打電話、寫信給原本的指導老師，他說，如果你四月有跟我過來，其實就沒事了。故事就不一樣了。但我是當哥哥的，如果要我重來一次，我也不會後悔，我還是會等。⋯⋯.至少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妹妹，特別是我這個妹妹，從小連父親都沒見過啊！」
國民政府是如何耽誤這些人的青春，只因，他們有個「錯誤」的出身。
「一九七二年的時候，我從松山機場起飛，基本上就抱著一種不可能再回來了的心情，一種被自己國家驅逐出境的感覺，流亡的心情。」黃大一熄了菸，說，「出發之前去姑姑家辭行，姑姑就講，男兒志在四方，何必埋骨在故鄉？」
美國博士班的學業中止後，黃大一進入業界，編寫了中文電腦的達意輸入法。一九八八年輾轉回臺，應蘋果電腦之邀，開發中文世界第一套標準字體。其後，黃大一創建玩石家地科協會，發現祿豐龍的胚胎，透過恐龍胚胎化石內的有機殘留物，與海外團隊合作，一舉將臺灣五名學者送上權威雜誌《自然》的封面故事，這篇論文加上之前的首篇《自然》論文，讓他獲得中興大學的傑出校友表揚。
只是這些可曾彌補痛失父親的缺憾？黃大一赴美之時頗感唏噓的，那被自己國家流放之感，又何能一刻獲得削減。
反正這些，父親黃溫恭，都已經看不到了。
（黃溫恭（左）與他寫給兒子黃大一的家書。衛城出版提供）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黃溫恭就著獄中微弱的燈火，危危顫顫地給家人寫字，隔日清晨，就是槍決的執行日了。他的判決自徒刑十五年，被蔣介石大筆一揮改判成死刑，寄予家人的每一封信，實已都是絕筆之詞。這回雖將訣別世界，他仍要對自己深愛的土地與人們發聲，只是婆娑的淚眼裡，視線如何能再如光如電，落手的筆跡，又如何能不震顫而凌亂。
卻已沒有時間了。
初夏的夜晚，半夜三更仍令人發寒。是死亡已近迫而來，卻還有那麼多理想，有那麼多要為臺灣付出的壯志未酬。可這時，時間站在威權與審判者的一方，硃筆一揮，一個被指摘為叛國者的黃溫恭，已無時間再感絲毫不甘。
這是他生命最後，最為短暫又漫長的午夜時分。
僅能疾書，僅能振筆，黃溫恭逐一寫信給自己結縭六年的髮妻，乃至小姨、稚子與幼女，他那尚且未能謀面的么女，他懇切地想要擁抱、親吻一回的么女。只剩幾個小時了，該怎麼好好訴說自己的想念。他想像著，想像著自己的大兒子能成為鋁一般有用的人才，會成為土木工程師，而那有著絕佳音感的長女，可能成長為有名的大音樂家嗎？至於么女，自己未曾相見的女兒，那兩張襁褓中的照片是他思緒唯一所能寄託之處，他看著她白胖的面頰，身為父親的片面遐想，她若能成為獨當一面的律師，該有多好。
這些幻想如露如電，孩兒們的形影轉瞬就要消逝。不知過了多久，他的指掌已因久握鋼筆而僵硬，日漢交雜的字跡，也愈呈紊亂。
先前的通信裡邊，妻要他臨刑前穿上球鞋，要他，切莫忘記把手放進褲袋。如此，即使屍身面孔模糊，家人領屍時也能很快認出他來。可他不希望這樣。在給妻的遺書裡，他寫道，屍身不可來領。別來領。他想，這塊土地—這亂世中的土地—還需要更多濟世的醫師，而倘若這具屍首能捐贈予臺大醫學院或其他的醫事人員訓練機關，當能讓學生們做大體解剖，習得更多的知識。先前，在獄中落下的兩顆牙齒已寄回家裡，在他口腔裡留下陰惻惻的空洞，那就是他的遺體了，就當作是他遺體的全部吧。
他將五封遺書摺疊再摺疊，如他短暫的三十三年人生。路竹的童年，臺南二中的求學時代，越洋赴日修習齒科技藝，再接受日本徵召赴東北擔任大戰關東軍軍醫。而今，他回到臺灣，因目見國民政府的腐敗而決心為臺灣做點什麼的此時此刻，臺灣，故鄉，竟成為他命喪槍下之處。五封信，近六千五百字，纍纍牘牘都是生命的呼告，他把自己摺起了，把自己和島嶼共生的命運摺疊，再摺疊。天際乍現了魚肚白。這會是最後的時刻了嗎？他仍握緊了右手。他會記得的，他要將右手放進褲袋。那是他與妻最後的約定。對家人，對世界，他總還有那麼多話要說，然而如今，他已無話可說。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清晨，馬場町槍聲響。
三十三歲的黃溫恭，被控以叛亂罪名，與臺灣省工委會燕巢支部案同案陳廷祥，同時也是他童年以來的摯友，於同年同月同日死於同地。
＊作者為詩人、財經記者、作家，最新作品為《棄子圍城》。本文選摘自《無溝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白色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本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