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青年開始被政府稱為「保育人士」。在香港話中，保育與台灣的保存二字同義，但他們認為，這是政府給他們的限制。他們豐富了論述，提出了更深刻的想法，希望將新的價值觀投入這原本只有單一主流聲音的香港社會。
葉寶琳、朱凱迪、陳景輝等人，後來成為廣為社會所知的青年領袖。他們在佔領期間，結合了藝文界人士、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辦集會、導覽、提出專業的替代方案。他們透過媒體傳達，香港政府應該納入人民參與規劃、重新思考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利，同時，更藉由這個過去由英國皇家專用的碼頭，來談香港長期以來迴避、或者說刻意忽視的問題：解殖。
保衛碼頭的行動最終失敗了，這群年輕人感到痛苦，但他們的努力已經種下改變的種子，只是當時，無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件事情。
兩年後，一條連接中國廣東省廣州、東莞、深圳地區以及香港的高速鐵路即將撥款興建，為此，位於香港元朗八鄉，一個名為菜園村的小鄉村將被拆除。菜園村的居民開始展開自救，他們沿用過去的方式，成立類似台灣的自救會，向地方議員尋求協助，但是並未收到任何實質的效果。
這群一輩子居住於此的菜園村居民並非原居民—─所謂的原居民，是指在租借英國前就於新界定居的居民，原居民擁有地權、自己的政治代表，而新居民除了少數向原居民購買土地外，多數僅以租借來的土地安頓人生。因此，當政府要拆遷他們唯一的家時，這群居民不同於擁有土地、可以獲得巨額的補償的原居民，僅能獲得微薄的搬遷費用，這樣的不合理迫使他們透過抗爭來爭取自身權益。
一個拍攝這議題的紀錄片導演，把抗爭的訊息帶出了元朗，這群曾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社運青年再度聚集於此。這次的抗爭得到莫大的關注，葉寶琳、朱凱迪、陳景輝成為香港無人不知的青年抗爭代表。
在菜園村抗爭中，這群青年帶出了居住權益、本土農業發展、地產霸權對香港的惡質影響、政治制度改革，廢除立法會非民選的功能組別席次等等議題也帶出了「中國因素」──亦即，香港的發展已經成為「被中國規劃」的一部分。中港矛盾並非這次抗爭的主要議題，但香港人所尋求的主體意識已經凸顯。
他們不但有論述，更有動人的故事。透過媒體的鏡頭，菜園村不再是符號，而是真實的香港人生活困難的縮影：由陳景輝等人一起發起的80後青年苦行，用手握稻穀，走26步（代表高鐵段的26公里），跪下趴在土地上，再起身走26步的方式，繞行整個香港共五個選區。這個被稱為五區苦行的行動，震撼與感動了整個香港，許多市民、年輕人自動地參加，藉此傳達「對土地、社區網路和生命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