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將柴靜的《穹頂之下》與崔永元的反轉基因的紀錄片相提並論。實際上，柴靜採用的觀點與論述，不管是北大相關專業的博士、中科院院士、加州的臨床預防醫學醫生，還是衛生部部長、環保局局長與官員，他們要麼是環保領域內的科學家，要麼是正規的醫療機構人員，要麼是政府監管部門的權威人士，都是可靠的、主流的信源。其給出的事實，也來自真實的現場資料獲取或者權威機構與專家。與之相比，崔永元的觀點不但與全球主流科學界相悖，也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政府機構相悖。至於崔永元宣傳的找到轉基因的病原體，則更是科學界的大笑話，也與新聞的專業操作不符。
還有人以批評柴靜無視中國的發展必然導致的環保問題，是想讓中國去工業化，降低中國人的生活水準，阻礙中國發展。
環保問題，的確是一個發展中的問題，也關係到人們的生活方式。現代工業社會依靠煤炭、石油而生存。工業革命之後，即使那些曾經處於污染最嚴重的國家，比如英國，人們的平均壽命也遠高於工業革命之前，更何況，生活水準與工業革命前也不可同日而語。所以，某種程度上，人們選擇工業而忽視環保，是一種理性的麻木。
某種程度上，今日中國的種種環保困境，正是工業革命之初人們與污染關係的再現。
河北的鋼廠，排放造假的柴油車背後，的確存在成本問題，而成本的變動，也的確有可能通過提高價格而影響經濟，影響到每一個人。比如，柴油車增加排放控制裝置，使用更高標準的柴油都會提高運輸價格，進而影響物價，讓每一個消費者為此承擔成本。甚至，一些企業，如果達到排汙標準，則會因為成本提高而喪失競爭力，導致企業倒閉、員工失業。這些都是在現實中國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但是，從經濟學角度看，污染是一個典型的公地悲劇問題。簡單地說，在這個悲劇中，人人明知處於一個相互伐害的狀態，卻苦於制度限制，一盤散沙無法協同一致，共同行動，相互約束。而且，正如《穹頂之下》所揭示的中石化、發改委、標準委員會之間的矛盾，污染所帶來的收益，被某些受益者不正當的拿走了，然後留下霧霾。
所以，當然可以討論中國的發展與環保之間的平衡在哪裡，《穹頂之下》也並未迴避這個問題，但是，一味的以環保的歷史路徑依賴性去無視、否定霧霾中隱藏的不公與制度性弊端，卻是片面的。
毋庸諱言，柴靜的《穹頂之下》，肯定存在很多資料上、觀點上、乃至裁剪方式、敘述方式上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可討論，可批評。但是，越過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或者以這些瑕疵為理由，直接去攻擊柴靜本人，做誅心之說卻是不公正的、不客觀的。無論如何，柴靜以個人之力，把霧霾又一次帶入公共視野，其中，燒柴油的大貨車排放性能的全行業造假問題，更是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也很有可能被極大的改善。
就要結束這篇文章時，生出一些感歎。當下的中國是複雜的，複雜的中國是由複雜的人組成，複雜的人在不同事件中有不同利益，也會有不同的觀點。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保持獨立思路，依據事實與邏輯選擇正確的立場，那麼，就很可能在這一件事情上同意一個人，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卻會反對他。這正是所謂的「站對，不站隊」。遺憾的是，這樣做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很多時候，思維的惰性與情緒的偏見，使很多人針對一個人，比如柴靜，或針對一個群體，比如公知與五毛，去選擇立場，進而支持或反對這個人、這個群體的所有觀點。不幸的是，這樣的做法，卻使中國本來已經很糟糕的公共話題討論變得更加糟糕，讓情緒與偏見掩蓋住了真問題。
＊作者為專欄作家，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陳小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