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至1949年間的西門地區，歷經日人撤離、街道名稱改正、通貨膨脹、二二八事件、戒嚴令頒布等政治經濟層面的衝擊與轉變。但除了台人及中國大陸各省移民進住原日人居住的房屋外，都市街道景觀本身並無多大的變化。
街道景觀的巨大改變，是在1949年12月起大批中國各省移民遷入後才改變的。在龍冠海（1969）的研究指出，1949年遷入臺灣即有60萬人，後至1952年，每年均有30萬至37萬人陸續來到臺灣，臺北市人口已達54萬9,923人。面對這批百萬新移民的住房需求，公務機關人員直接分配入住部分日人留下的宿舍，軍人及軍眷除了進住部分日人眷舍外，另興建眷村方式配住；其餘則放任其自行搭建房舍（施欣辰，2008: 40）。
清領時的臺北城牆，加上原本的護城河整治後，構成日治時期的「西三線道」。西三線路在戰後街道名稱改正下改稱為「中華路」。為安置大量移入的軍民，當時的臺北市政府委託警民協會，在中華路既有的鐵道西側搭建一列、東側搭建兩列臨時住宅安置遷入的部分軍民。這些臨時住宅坐落於北門至小南門的中華路上，共計1,661間（黃大洲，2004: 7）。以竹片、鐵皮、木板為主要材料搭起棚架遮風避雨。當移民持續遷入，依其各自居住需求，以手邊能取得的材料，將原有空間加大增高，連建築間小巷都住滿人，形成當時人們心中的貧民違建區「棚攤」。
1949至1960年間，棚攤區接續日治時期的商業區位基礎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商業活動，區域那包括日用雜貨店、各地鄉土風味料理店、香菸攤、擦皮鞋攤、愛國獎券店及跳蚤市場等（郭中端、堀込憲二，1995: 115-117），形成當時臺北最大的市集（施欣辰，2008: 44）與攤販區（黃大洲，2004: 7），為日後中華商場內的各種行業打下基礎。
在臺灣經濟處境仍處於戰後的艱困時期，棚攤區從居民日常生活延伸出來的商業機能，在來自中國大陸各省多樣文化的交會下，克難中自有其特色。然而，對臺灣這個正逐步面臨都市化發展趨勢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都市基礎服務與公共設施完全不足的社會情境，再加上戰爭因素導致的大量人口社會移動現象，使得這個過於壅塞、充滿高度臨時性的居住區域，在都市生活與空間品質面臨許多危機，舉凡環境衛生狀況不佳、缺乏民生用水用電等基本設施外，更嚴重的威脅來自於火災與鐵路事故的公安事件頻傳。
針對在此居住面臨的各種困境，居民積極地尋求各種溝通管道，希望能得到市政部門的關切與介入，協助解決問題。曾經擔任臺北市長的黃大洲，在其著作中即提及，曾經在中國大陸時間打過游擊的軍人、司令官，甚至是擔任過父母官的文人，停留定居在此都變成尋常百姓，因苦無資源，只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例如投書報端，以期問題可以解決（黃大洲，2004）。以1951年10月1日出現在聯合報的投書文字，可清晰感受到這樣的迫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