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新興政團持續湧現，令在野派走向碎片化。特區政府為制衡當時得到多數選民支持的民主黨，便將立法會選舉制度從勝者全取的單議席單票制改為比例代表制。為應對新制度，民主黨在二○○○年選舉採用分拆名單策略，令多名民主黨人士順利當選。可是這也讓非主流派知道只需取得幾個百分點的支持就有機會當選，紛紛自立門戶。
比例代表制讓政治版圖碎片化
香港主權移交後就遇上亞太金融風暴，又先後遭遇禽流感及ＳＡＲＳ疫情。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屢次行政失當，令民怨沸騰。特區政府卻仍強推《國家安全法》（《國安法》），導致○三年七月一日超過五十萬人上街抗議，迫使政府擱置該法案。同年區議會選舉，「七一效應」令不少民主派素人單靠意識形態議題就成功當選。到○六年，部分反《國安法》的專業人士整合為公民黨，而「長毛」梁國雄則與以評論員黃毓民為首的激進民主派組成社會民主連線，改寫香港政治版圖。
港式比例代表制的要義在於「貴精不貴多」，只需幾個百分點的忠實支持者，再加游離選民支持就有望當選。於是新興政團為凝聚小眾支持者，紛紛爭奪道德高地，批評其他在野派，並把自己描述為「清流」。在○八年立法會選舉，社會民主連線就在選舉論壇攻擊取態溫和的公民黨，即成功搶到三席而急速冒起。
激進派如昔日民主黨少壯派，重視街頭抗爭，批評主流民主派把議會和街頭割裂，對社會抗爭反應遲鈍。不過平心而論，這未必是由民主派議員刻意造成。自一九九○年代起，社運界普遍重視運動的單一和純潔，選擇與政黨、政治人物保持距離。民主派因此在街頭抗爭陷於被動而尷尬的局面：他們低調，就會被批評「失蹤」；他們高調，又會被視為「騎劫」運動、「撈政治油水」。香港民主派處境，與台灣民進黨大老、立委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只能守門口的情況類似。
年輕世代無法認同「港式愛國」
激進派亦認為主流民主派過於討好中間保守選民，為議席犧牲政治原則。例如民主黨與個別主流民主派成員，拒絕支持激進派聯同公民黨議員以辭職啟動補選的變相公投「五區公投」運動，並就一二年政制改革到中聯辦對話，隨後支持政府提出的折衷方案，而遭激進派批評。黃毓民則另組新政團「人民力量」，在區議會選舉與支持政改方案的民主黨、民協打對台，令兩黨部分成員敗選。
民主派以往提倡「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用意在於遊說北京政權放手讓香港民主自治，卻為本土認同強烈的年輕世代詬病。當中國趨向強勢，一國兩制漸以「一國」先行，加上因港中融合而起的生活摩擦，香港年輕一代難以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甚至希望香港走向獨立。年輕人希望在野派能擺脫大中華色彩，以本土利益為先。民主派港中關係論述不足，令本土派能冒起成為一方勢力。
香港制度局限讓在野派無法執政，而政團和社區組織又須依賴議員薪津維持，令民主派只能視議席為政途最終目標。激進派雖不斷攻擊主流派沉迷議會路線，但普遍缺乏地區基礎，最終也需要靠比例代表制在議會取得資源。本土派於一六年立法會選舉亦以「爭取資源」為名參選，游蕙禎和梁頌恆一度躋身議會，但隨即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席。而當局在選舉提名期，亦以「港獨有違基本法」，拒絕本土派和自決派人士參選，斷絕了激進派進入議會之路。
民主派此刻最大困局是：難以掌握議會戰線以外的動態。他們強調守住議會陣地推動體制內改革，卻無法說明在議事規則被大幅修改後，還能起什麼作用。守住議會，除了阻止親中派全面把持議會，就難有更深層的政治作用。隨著中國大幅收緊對港政策，議會戰線再難以推動體制民主化。民主派不應再囿於開會─表決這種註定徒勞的議政方式，而要以更進取的議會抗爭，證明議會仍有發揮空間。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補選，在野派首次於單議制單票制的地區直選敗陣，而勝選者的得票率亦低於一六年。香港中文大學一項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者對在野的泛民主派落敗不感意外，並認為其得票率將會繼續下跌。這些現象對民主派既有議會路線響起警號。假如民主派未建立新的路線共識就會全面萎縮，最終造成得票減少、議席失衡、影響力下降的惡性循環。
議會路線一度風光，只是歷史偶然
民主派議會路線一度風光，卻只是歷史偶然。如今議會路線此路不通，而中國又逐步全面掌控香港政治，民主派必須謀求新路向。在雨傘運動後，公民社會、組織都嘗試在民間展開不同的實驗，包括推動《社區公民約章》，讓政治素人由社區工作開始，改變「由上而下」的政治文化；本土研究社等民間組織，聯同學者、專業人士、組織和政黨，開啟對香港土地運用、在地歷史和政策的研究。
議會空間收窄是大勢所趨，在議會占少數的民主派再難以再發動「費力把事拖」（filibuster）的議會抗爭策略。議會資源、知情權，再加上民間的各項計畫互相結合，可能就是當下議會路線僅餘可為的出路。（本文作者為立言香港召集人、前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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