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平臺，欠本地化
中國大陸平臺作為西方平臺的替代品，因欠缺在地化，競爭力欠奉。面對YouTube制裁李家超，香港政治網絡紅人倡議使用中國大陸的平臺作為替代品，未免過份樂觀。據Dragon Social的「中國十大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網站」報告指出，微信和新浪微博穩佔中國大陸社群媒體的龍頭地位，然而根據「Digital Report 2020」，微信和新浪微博卻在香港遭遇迥異的結果。除網絡生態外，香港政治人物的服務對象理應是香港市民，而非中國大陸市民，選擇使用在香港歡迎程度較低的中國大陸平臺，完全無的放矢。舉凡成功經營的海外媒體，必須經歷本地化，如中國大陸支付平臺的支付寶和微信，均有屬於香港人的「錢包」，對接香港本地貨幣和市場。微信和新浪微博顯然未經歷香港本地化，競爭力不如他人。加之，中國大陸的網絡媒體言論審查嚴謹，官方「維護」網絡環境，主導爭議性議題的話語權，加上極端民族主義充斥的網絡生態，稍有不慎「失言」，容易導致「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中國大陸平臺因受眾面薄弱和現實限制，喪失在香港的媒體領導地位。
逆水行舟，優勢欠奉
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和美國較香港擁有較大的科技研發優勢。中國大陸科技研發公司大多擁有一系列配套，包括員工宿舍、交通補貼、加班補貼，加上濃厚的「加班文化」，有效提升員工研發產品的原動力；美國私人企業投資金額龐大，大多擁有創業家精神，動輒追加投資數千萬以上，為研發產品增加延續性和風險承擔力。反觀香港，科技研發氣氛薄弱不在話下，公營機構不作為，加上腐化的官僚體制注重形式主義，未能引進人才，遑論提高創新原動力。科學園作為香港科技創新的象徵，庸碌無為，科技產品成果欠奉，不少場所淪為分租辦公室的「地產用地」，與創新科技的理念背道而馳，可謂「大白象工程」。而且，政府所謂的「創業發展基金」缺乏對創業者的監管，容易導致項目夭折、私相授受支付薪金和濫用名義向銀行借貸等弊端。香港科技研發風氣薄弱，加之公營機構的腐化，導致止步不前。
研發平臺，突破制肘
香港政府應積極作為，自主研發本地平臺。在香港的營商環境，研發平臺的成本最少需要港幣$350萬，能登大雅之堂者則需港幣$1000萬以上，研發團隊不少於20人，包括15人專注研發，5人負責行政和日常營運，研發與行政及營運人員的理想比例為3比1，從資料蒐集至成功研發產品約需要2年，另外預算廣告費約為成本的20%，即約港幣$200萬，進行推廣和售後服務。政府應採取公私營合作模式，主動介入科技創新市場，投資或入股私人機構作為股東，既能引進資金增加研發資本，又可以監管進度，杜絕冗員和散漫之風。上述成本之於政府庫房乃九牛一毛，與其投資「大白象工程」，倒不如採取實用主義，投資私人機構，嚴格落實平臺研發。香港的本地平臺必須佔據主導地位，才能對抗西方媒體肆意制裁本地政要的手段，杜絕外國勢力干預，亦能避免以中國大陸媒體作為替代品，將極端民族主義和篩選言論的影響力降至最低。香港必須排除萬難，研發本地平臺，突破國際環境的限制，使政治專責民生。
總而言之，是次YouTube制裁李家超，突顯香港「我為魚肉」的困境。香港必須自強於科技創新，自主研發本地平臺，主導本地事務的討論，打破西方媒體的壟斷，以及避免以中國大陸媒體作為替代品，突破國際衝突的制肘，無需投鼠忌器。
＊作者為城市智庫成員、立法會議員助理、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社會科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