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些評論認為中共不滿該視頻過於火熱而用權力對其進行壓制，這種觀點未免太過杞人憂天。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明確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也知道把話題引導到何種程度合適。將柴靜的視頻報導撤下，並非對其反感和壓制，而是一種「輿論導向」的手段。
輿論策略轉變 上一次在兩會前夕出現突發性輿論熱點還是在2012年，當時在兩會召開前不到一個月時，突發了王立軍進入美領館事件。但一個月內，中國官方一直沉默不語，並未給出明確答覆。各種傳言猜測也甚囂塵上。
在兩會中，中外媒體都期待官方能夠正面面對此事。最終，還是在兩會最後一天答記者問環節中，時任總理溫家寶給出了表態，可以說是勉強成功應對了一次「危機公關」。
從2012年兩會的「危機公關」到2015年兩會的主動「製造熱點」。中國政府的輿論策略可以說是變得更加成熟和聰明瞭。
我們可以試想，如果這次柴靜團隊在發佈過程中受到層層阻礙，最後完全依靠民營媒體進行發佈的話，那麼，輿論中肯定少不了對政府包庇污染壟斷企業的指責。同時，該視頻的發酵期可能會更久，各種話題和觀點也會暗潮湧動，這樣一來，官媒和有關部門會處在很被動的位置。
但此次官媒從一開始便掌握先機，各部門表態非常透明。話題迅速走熱之後，中國政府又是以比較溫和的形式對其進行冷處理，成功轉移了輿論熱點。這種政治傳播策略，可以說是完成了從過去的「管控(control)」到「導向(guidance)」的轉變。這提醒我們應該更多關注未來中國政府宣傳工作的新趨勢。
潛藏趨勢和利益
儘管我們可以把這次視頻的熱播看成一次在官方掌控下的輿論事件，但還有一些潛藏的新趨勢值得進行分析。
首先，柴靜團隊的背後不僅有中國的環保部門和宣傳單位，更有中外資本集團的身影。它們或以新能源產業的形式出現，或以環保類NGO的形式出現，又或以互聯網新媒體的形式出現。這些市場主體和機構，都是該視頻的支持者，以及視頻播出後的潛在獲益者。它們的共同訴求都是，從政策和輿論上向官方施壓，以為自身謀求利益和發展空間。
這樣一來，柴靜團隊就不僅是完全獨立自主的記者式調研，也不是簡單在官方支持下的一次輿論導向，更成為了上述利益集團的發聲筒。於是，利益集團向政府政策制定所能施加的壓力便加強，而且更加公開化，它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增強了。
另外，這次事件也應該令中國民間的環保主義者以反思。中國的霧霾狀況已經延續了數年，然而之前掀起的輿論影響加起來，甚至都不如柴靜視頻所造成的影響大。這個現象的原因在哪？環保主義運動屬左翼運動，它一直以來習慣於通過獨立自主以及發起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施加自己的影響力。
然而，這次柴靜團隊的背後站著的，是政府、市場主體等的身影，卻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這可能意味著，環保這個事業，左翼做了多年做不起來，最後卻要被政府和市場等右翼勢力奪了去。對於左翼環保主義者來講，是否應該效仿學習，改變未來的運動方針？這是個提示。
（責編：董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