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強調了深度素養（deep literacy）的重要性。這個議題對台灣現今政治人物為取得學歷充面子，風行複製貼上的論文抄襲文化特別深具意義。
書中指出深度素養有很多相似詞：博學、學識、嚴肅和獨立的思考，散文家亞當-加芬克（Adam Garfinkle）將其定義為 「以預測作者的方向和意義的方式參與一篇擴展的文章」。
季辛吉在本書結論簡述了領導力演變的歷史，由貴族制到中產階級的功績制。梅特涅、俾斯麥時代的貴族制，這時代在貴族義務的道德觀下，自認有義務參與公共服務。貴族制當然也無法免除彼此戰爭，但戰後無論是勝利者或失敗者，都還是會在禮貌和宮廷式的爭論中會面，簽訂條約。這種克制和無私的公共服務價值觀，在宗教信仰衰退、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平等運動及經濟繁榮帶來中產階級興起，逐漸消退。尤其是一戰二戰的三十年戰爭，在全民動員互相仇殺下，貴族制被破壞殆盡。
工業革命、普及教育、兩次世界大戰和選舉權的擴大，逐步帶來了任人惟賢的中產階級統治制度，書中探討的六位領導人中，沒有一位來自上層社會的背景。
康拉德-阿登納的父親曾是普魯士軍隊的一名軍士，然後是一名文員；他的兒子通過德意志帝國的標準教育提升地位。
戴高樂的祖父母都受過良好的教育，生活富裕，但他的父親是一名教師；他的兒子成為家族中第一個在政府高層任職的人。
理查-尼克森是南加州中下層階級成長的產物。
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是一名職員的兒子，他為申請埃及軍事學院而努力爭取推薦信。
李光耀出生在新加坡，父母都是地位低下的華人，他依靠新加坡和英國的獎學金來追求自己的教育。
柴契爾夫人是文法學校的畢業生，是一個雜貨商的女兒--是第二個有中產階級背景的人（繼愛德華-希思之後），也是第一個成為英國保守黨領袖的女性。
這六位領導者將貴族品質與中產階級的功利主義的野心結合起來，將公共服務視為有價值的服務。簡而言之：
十九世紀的貴族明白人們會對他們有很多期待。
二十世紀的功利主義者追求服務的價值。
而今天的視覺文化互聯網精英們與其說是在談論義務，不如說是在強調自我表達或自己的進步。
但為何強調自我表達或自我進步的互聯網時代台灣政治人物，卻陷入複製貼上的論文抄襲文化呢？
照本書內容推論，原因是台灣的政治人物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貴族，也不想提升自己成為貴族，認為自己不需要標準或約束，更重要的是缺乏人文教育的薰陶。他們無法仔細閱讀一本複雜的書，並批判性地參與其中，在內心平靜中，結合反思與記憶訓練，將資訊轉化成更接近智慧的東西，來改變認知及增強分析能力。
複製貼上的論文抄襲習慣，就像互聯網一樣，取得資訊的成本非常微不足道。但一旦斷電，腦袋一片空白，如何還原腦中未及儲存的資訊，就成了問題，遑論領導力的培養與內化。
＊作者為退休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