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年4月25日開始，李光耀的名字和「傀儡」二字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帝國主義者的傀儡」、「新加坡李光耀傀儡政權」、「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等是最常見的搭配形式。當然還有更難聽的，比如「美帝馴服的走狗」。1968年11月14日的一則報導中，甚至直接引用了「吊死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這樣的標語。根據我的統計，《人民日報》曾經94次稱李光耀為傀儡，是「老朋友」稱呼的近8倍。
這當然是與當時特殊的國際、國內局勢有關。李光耀堅定的反共立場，再碰上文革期間中國瘋狂的政治生態和輸出革命的野心，讓他被中共宣傳機器狠狠釘在了「帝國主義走狗」的恥辱柱上。
那是一個敵我分明的年代。從1967年開始，蘇聯向新加坡給予經濟和技術援助，這被《人民日報》形容為「蘇修叛徒們加緊了他們和李光耀及拉赫曼傀儡集團的勾結。」
在那段時間裡，李光耀確實對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殘酷鎮壓。他全面禁止毛澤東著作的出售、散發和發行，一旦發現任何人攜帶印有毛語錄的材料，都要逮捕和懲罰。1969年3月30日的《人民日報》，報導了一則新加坡青年因持有紅寶書被捕的案例：
「一名因擁有革命寶書《毛澤東選集》而被李光耀傀儡集團拘捕的新加坡青年工人，最近在敵人的『法庭』上大義凜然地對反動派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並勇敢地指出革命寶書《毛澤東選集》是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真理……他說：『在美英帝國主義及拉赫曼、李光耀統治下，社會黑暗，罪惡無窮，人民生活多災多難。我覺得《毛澤東選集》裡有無數真理，能夠解救苦難深重的人民。』……『李光耀剝奪了人民的民主權利，所以，有罪的不是我，而是李光耀政權。』」
從「走狗」到「貴賓」
李光耀和鄧小平都是務實主義者，現代化是首要目標，全力追求GDP，將新加坡和中國從第三世界國家變為第一世界國家。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報》最後一次批評李光耀為「走狗」。僅僅一年之後，這份中央黨報的態度就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在1972年7月16日的報紙中，他以新加坡總理的身份接見了中國乒乓球代表團，並「同代表團負責人和中國乒乓球運動員進行了友好的談話」。
這是乒乓外交的又一次上演。從7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外交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美日建交是那個10年中最重要、也令世人震驚的外交事件。類似的外交努力可謂全面開花，不僅僅發生在大國，也發生在新加坡這樣的小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