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以李克強為代表的這個龐大群體，雖然說無法改變習近平的連任、也無法扭轉習近平「打什麼旗幟」的根本路線設定，雖然說這個儒家群體在過去兩千年裡經歷了無數次腐敗和危機，但是他們在推翻滿清帝制的民族革命中最重要的共和口號「天下為公」卻來自明末清初儒家文人對帝制的批判，例如黃宗羲和王夫之等人力倡的「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和「不以天下私一人」等等。這在重新以所謂天下主義代替普世理想的今日中國，仍然振聾發聵，具有根本的政治合法性力量，代表著中共黨內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繼承者們、儒家官僚干部們所能堅持的歷史理性。
據此，習近平再有個人集權的野心，也不得不設法與李克強等人、和改革開放路線共存、共治，不僅不得不保留形式上的政治局常委和若干老人席位，而且難以專斷總理職位。畢竟，在經歷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後，黨內改革路線的遺老遺少們雖然沒有能力把二十大變成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翻版，也至少能夠以經濟、民生、就業、穩定以及中國與世界關系等議題對習的集權形成強大牽制。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可能繼續控制總理人選，也可能在「人民領袖」的封號之外，抵制「黨主席」的設立——那對保留形式上的集體領導也就是保留政治局常委的若干職位、然後保持鄧小平路線的存在感至關重要。
李克強與李鴻章
而且，這種重要性對國際社會來說同樣如此。當李克強和他的國務院官員在過去一年不斷勸說外資、外企和民企保持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不斷出台安撫性政策，包括各種避免中美脫鉤的技術性安排，國際社會看到的是一個李鴻章似的總理大臣依靠每日口服大量德國補藥頑強地支撐著病體、繼續辦著洋務，減緩中國與世界的脫鉤乃至對抗進程。
雖然囿於中國法律和黨內慣例的限制，李克強的總理一職無法連任，所能做的只是提名自己的接班人並且達成黨內的交換。這樣的交換也許是以李克強的徹底退休為代價，而非坊間傳言的轉任人大委員長——中共的三號人物。否則，他的轉任很可能將把總理人選讓位於更效忠領袖、更缺乏改革色彩的胡春華。那或許也是一種不壞的平衡。
八月中北戴河會議結束後習、李二人分赴遼寧、深圳，似乎就表明了兩人對未來總理人選的不同意向。習對遼寧的視察、對振興東北的呼籲，似乎更適合過去十年作為主管扶貧工作的副總理胡春華接手強調平衡發展的習氏路線，區別於李克強視察深圳、拜祭鄧小平所暗示的改開路線傳人。而對國際社會來說，前一種安排意味著未來五年的中國經濟將更趨意識形態化，從而加速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脫鉤，引發新一輪全球供應鏈和地緣政治的動蕩，是需要極力避免的。
在這個意義上，當國內的壓力聲音消失之後，中南海或許聽不到來自上海、徐州、四川的苦難消息，那些被「戰狼們」過濾的國際意見卻前所未有的刺耳。從今年年中以來的七國集團決議到聯合國人權高專發布的新疆人權報告，再到今年底的世界民主峰會，如果中國政壇中不再有李鴻章風格的洋務派，那就意味著一個難以管理的世界與中國關系，中國政府可能陷入沉默或者對抗的危機之中。
＊作者為中國政治評論人。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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