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我透過一名社區人士，結識了幾位性工作者。在英國有八萬名性工作者，其中有兩萬是移民。根據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國際移民性工作者醫療保護協會 (TAMPEP) 的研究報告，歐洲從事性工作的人數國籍有增加的趨勢，從 1993 年到 1994 年之間有十三個國籍，增加到 2008年有六十個國籍。這個趨勢明顯的說明，性產業裡移民的人數有不斷增加的趨勢。性產業在近年來有「民族化」的趨勢。我同時也得知，本世紀初開始已有將近五十萬的移民女 性，在沒有正式移民身分的情況下，在歐洲各國從事性工作。這人數有不斷增 加的趨勢。
許多移民性工作者的所謂「非法」移民身分，以及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歧視，使我的調查工作特別困難。比如在英國的華人社區裡，性工作者受到相當的歧視，性工作基本上是一個沒有人願意談的禁忌，雖然性交易在每個城鎮都可以看到。因而很少有性工作者願意談自己的故事，她們沒有信心，也沒有勇氣這麼做。因此剛開始我依賴我的社會圈來認識接觸移民性工作者。透過介紹，我認識了阿敏，一位充滿勇氣的中國單親媽媽。也透過她，我認識了其他 在這個行業裡工作的女性。
當然我不能完全依賴自己的社會圈，我因此開始進一步以比較直接的方式來接觸移民性工作者。那時我跑遍了倫敦蘇豪區大大小小的按摩院，直接敲門，要求談話。我就是通過這種直接的方式認識了貝婭塔，一位來自波蘭的單親媽媽。經過多次的交流，她非常願意和我分享她的故事。從那時起，我們就經常見面，在咖啡館裡聊天，在她的住處和她談聊，到她的工作場所看她。我也在她的工作場所裡認識了她的保姆潘，保姆負責每日「小姐」的工作進程，與客人接觸，負責收帳。潘也很隨和，我也經常聯繫她，她願意與我分享她的故事。
在調查期間我也拜訪了其他城市，如諾丁漢（Nottingham），曼城 （Manchester），普茲茅斯（Portsmouth）等等。在這過程中，我慢慢發覺，真正要了解這個行業的一切僅僅靠採訪是不夠的。因此我開始考慮比較直接個人的方式。在曼城，我結識了當地一些性產業的業主，經常和他們見面交談。有時在他們經常去的酒吧裡見面，有時到他們的家裡拜訪他們。以這種直接的方式，我逐漸了解到這個行業的運作方式。在這個階段裡，我仍是一個觀察者。我和這些人見面的時候，仍是帶著記者的身分。在他們的眼中，我是一個必須做到自己工作的記者。我和他們的約會是帶有目的的。我是一個外來者。我們總是約好了地點，在一個適當的地方，適當的情景下見面。雖然採取客觀的位置，作為一個客觀的觀察者，是標準的新聞取材方式，但我總覺得，對於我想了解的題材，無法獲得完整、沒有經過過濾的資料。我被給予的都是對方認為我可以知道的，我需要了解的材料。作為一名外來者，所有與人的互動都是以他人對你的角色所做的假設為基礎，我並沒有機會來縮短與被採訪者之間的距離，而這距離的縮短，才能夠帶來真實性。是不是有時候，我們必須採用另一種認同，才能夠了解不同的社會關係和不同的社 會認同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