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Pateman的論述所言「當性成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時，身體及自我同時也被出賣」，「性交易的存在等於認可男性的性主導權及女性屈從的可售性」。更嚴重的問題是，進入色情行業之後的女性，難以逃脫社會結構中給予的社會污名。
在全球各地的人口販賣研討會中，一再指出：「販運婦女是對婦女施暴的表現」，「人口販運的本質是暴力，非自然勞動力」。賣淫、性觀光與人口販賣是在1980年代早期逐年增加。在1994年，人口販運防治組織就曾指出，泰國大約有八十萬名童妓，巴西有二十五萬名童妓，菲律賓有六萬名，印度估計有兩百三十萬名婦女，其中有四分之一未成年，許多是被父母賣掉，被假工作或假結婚欺騙，或者是綁架。
性產業或人口販運之所以產生，我認為，是結構之惡。性產業有著龐大的利益，這樣的利益結構之惡，不斷挑戰人性的脆弱，引發更多的人口販運、毒品及幫派暴力氾濫等問題，貧窮國家的弱勢的女性因而被壓迫與剝削。
除了利益結構之惡外，我認為，國家無法善待弱勢女性或移民女性，及社會縱容所謂的男性必要之惡，也是一個最主要的結構之惡。
其實，臺灣社會也充滿各種結構性邪惡，讓被壓迫的弱勢者階層更滑落，陷入難以翻身的無底洞。賣性者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她們是結構性邪惡之下的犧牲者。
勵馨基金會累積二十三年關懷兒少性剝削被害者之服務經驗，進行少女進入色情行業生命歷程研究，發現性產業就是一種結構性邪惡。這些個案的生命歷程，充滿了坎坷，從小到大，不斷地歷經各種結構性的暴力與不公平。
她們可能歷經原生家庭的身心虐待、亂倫、貧窮，或複雜又矛盾的家人關係；歷經正規教育的排除困境，如中輟、不被學校歡迎、不良人際關係、學業缺乏興趣與成就感；歷經各種健康傷害與危機，如性病、非預期懷孕、吸毒、酗酒、自我否定及貶抑、自虐、自殺等；還有，在經濟上她們也歷經大困境與陷阱，如扛下貧困家庭之經濟壓力、離家獨立生活、陷入高利貸或財務危機等；至於情感、婚姻的渴望也是奢求的，她們因為性交易，商業化的親密夥伴關係難以進入婚姻、也常引發婚姻崩裂、陷入單親之困境。
最後呈現在在勞動市場上的面貌，她們並不會因為從事性交易的經驗而助於找工作，或賺更多的錢，而是慢慢與勞動市場脫節，也因低學歷、無技能、無條件、無自信，愈形困難進入勞動市場，甚至她的優勢條件只會隨著歲月流失，最後能做的，可能是當媽媽桑，繼續剝削別人。此種惡性循環，是誰的責任？
女人之所以成為賣性者，主要還是因為國家的各種體系失能，造成各種結構性邪惡。如社會福利體系、職業訓練就業輔導體系、教育體系的失能，交錯家庭支持系統的不健全，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橫行，也因性別弱勢，讓赤貧的她們不得不成為性產業的供應者、結構之惡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