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人格特質影響決策
問題是，習近平的劇變從何而來?
也是作者之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寇建文於新書發表會上指出，這或與習近平早年經歷形塑的人格特質有關。
公開資料顯示，習近平於文革時期因父親習仲勳遭批鬥而下鄉成為知青，這段生活歷練讓他培養出簡樸、厭惡腐敗、隱忍自信、念舊情、除惡必盡、崇尚強勢領導和集體主義等心理特質，都反映在他現在的執政風格上。
以新冠疫情為例，寇建文分析，習近平之所以堅持「動態清零」，就是將病毒視為黨國敵人，必須以專政手段對付，沒有讓步空間。
因此，在他的集體主義思維下，封控等民主國家難以容忍的手段，在他看來，不過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習近平上任後，藉打貪打擊異己，重用與他交好的昔日部屬。對此，寇建文認為，和他念舊的個性及出身「文革世代」對階級鬥爭無所不在的共同記憶有關。
習近平主政影響最大之處，就是將從胡錦濤時期以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九龍治水」的分權態勢，改由他一人集權。
寇建文說：「習近平他的政治認知，最核心的，政治是衝突，他沒有安全感。這個當然跟他成長的環境是有關係，因為他被抄過家，他缺乏安全感，當然他也沒有辦法去分享權力。」
「舉國體制」籠罩中國社會經濟
除政治權力缺乏分配外，習近平個人特質而衍生的集體主義與舉國體制治理模式，也衝擊到中國社會與經濟的諸多面向。
其他作者，包括政大東亞所副教授王韻在新書發表會上表示，從2013年的「七不講」到2021年第三份歷史決議中的「十個明確」， 習近平一黨一人專政下，中國人在言論、公民權利及公平受審的空間漸遭箝制。
王韻在書中寫道，習式治理強調其延續自毛澤東時代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亦即，權力跟資源要無條件集中給黨國選定的少數群體使用，其他人就得識大體、顧大局，犧牲自己的權益成就黨的偉大事業。
在企業治理面，這種邏輯反映在習近平追求的「國進民退」上，例如，昔日龍頭民企，如滴滴出行、螞蟻金服一一遭整改。又例如，在社會文化面，從禁止娘炮到限制青少年打網游時間，人人都可能成為政治整肅的對象。
王韻還說，習近平近年來針對宗教、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乃至維權律師、網絡公知、非政府組織及互聯網企業等一連串的打壓，與毛澤東時期的「反國際（理性）主義」不謀而合。他打著中國製度優勢的招牌，實則是要個人放棄理想，為黨國服務。
危機事件扭轉中國經改議程
在經濟領域，位於新北市的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張弘遠則於新書發表會上分析，習近平執政之初，其實曾透過經濟結構改革及管制資本等手段來挽救泡沫經濟，但幾年來從地方債務、股市熔斷到資金外逃、美中貿易戰等一連串的經濟危機事件，造成他必須修正經濟改革議程。於是，他轉而以行政手段強勢介入市場，並頻繁運用「新型舉國體制」，來進行經濟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