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時，丹麥國王克里斯汀在德軍占領期間，每天騎馬穿越哥本哈根的街頭巷尾，向民眾打招呼，凝聚人民信心。當德國要求每一個猶太人都要佩戴黃色大衛星（猶太文化的象徵，用以標示出猶太人）時，國王宣布：「如果將大衛星引進丹麥，我和家人都將佩戴它，當作榮耀的象徵。」為民表率，展現出抗德的勇氣，大大地鼓舞了民眾。
另外，在二戰期間，德國占領法國時，法國人民在特定的日子裡戴黑色領帶，以汽車長短喇叭聲，鳴放摩斯密碼「V」的信號，或在牆上、布告欄上畫下象徵勝利的「V」標誌，以此向德國軍人示威，代表盟軍終將勝利，以及法國人團結抗爭到底的決心。
我們同樣可仿效這些做法來對抗中國的入侵，例如以國旗或青天白日滿地紅三顏色作為標示，到處塗鴉，或者當作裝飾品佩戴在身上；隨時隨地發起齊唱國歌或台灣民謠；倒掛或焚燒五星旗；選定特定的日子，像是中國侵台日、屠殺日、台灣領導人被捕或遭殺害的日子，以及六四、二二八、雙十節、十一中國國慶等紀念日，穿上黑色的衣服以示哀悼，來象徵性地抵抗，作為全面抵抗前的暖身。
十字架小山丘是立陶宛對抗蘇聯宗教壓迫的抗爭象徵，雖然蘇聯當局一再取締禁止，但數以千、萬計的十字架被拆後，立刻又被重新豎立了起來，直到蘇聯當局煩不勝煩而作罷，因而成為立陶宛反宗教壓迫成功的例子。
立陶宛電視台也好幾次播放甘地非暴力抗爭的影片，來鼓舞民眾，進而引起民眾討論，升高抗爭意識，蘇聯卻無法取締，帶給占領官員莫大的心理壓力。
罷工有時候並不容易發動，不妨採取「上班而不合作」的方式來加以抵制，比如怠工、降低效率、占據工作檯等著下班、降低產品質量、故意出錯、拒絕任務、直接抗命等等。
立陶宛人民團結反對軍事占領，反對蘇聯徵兵，民眾聯手幫助逃兵，並組織「母親反戰團體」。母親的特殊身分是侵略者最無力攻擊的對象，尤其受到殺害或失蹤青年的母親對統治者的血淚控訴：要求平反，還給公道；反對暴力統治；呼籲和平人道……給統治者帶來難以承受的道德壓力。
還有，非暴力公民防衛指揮中心應保持策略彈性，隨時發布防衛命令；並預先擬訂對抗心戰或攻擊的應對策略，指示人民如何保護自身安全，採行適當的不合作抵抗行動。
公務員和警察的「不合作」，會對統治者造成莫大的干擾，但也容易遭到懲罰，所以得「適當地」不合作，採取有創意而讓統治者難以重懲的「失誤理由」，像是假裝忙碌而忘記處理某限時文件；把要送到台南的公文錯送到宜蘭；假裝突然生病，來不及交辦職務代理事項，延誤重要行政事務；遺失鑰匙；公文信封袋裝錯公文；假裝聽錯上級命令內容；故意將聯絡事項講得很複雜，或者遺漏部分重點，使對方無法完全了解，因而出錯，降低效率；假裝配合工作，但偽裝健忘、愚笨、緊張出錯，而扭曲、妨礙、阻擋敵人命令。這些都應事先在非暴力《防衛指南》中提示，平時就邀請公務員、警察專案討論，想出許多具創意的抗爭方法，作為訓練教材。
各行各業都有其專業領域，也可發想出對抗侵略者的獨特方法，將它們納入各領域的《防衛指南》。因為侵略者在面對全民大規模「不合作」時，受限於地緣、人際、制度等等因素，不可能從中國調派所有專業人員來替代。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的火車技工發起抵制，不讓法國強行運走煤炭，他們採取怠工和罷工方式，重挫法國的掠奪計畫，法國技工被派來接替，結果事故連連，無功而返。
非暴力抗爭有無窮的創意可能，立基於愛和意志力，加上用智慧發想出具創意的不合作戰略及戰術，相較於武力行使，強調仇恨暴力，戰略和戰術的單調，高下立見。
＊作者為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創辦人暨執行長。從事反戰及和平倡議。本文選自作者新書《弱者的力量：台灣反併吞的和平想像》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