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徐星在情書中比起訴說情意，反倒寫了更多對時局的觀點，也正是如此才讓他惹禍上身，問起怎麼會想這樣寫情書？徐星解釋，在當年受的教育裡，愛情是溫情脈脈的、不能直接，而他思索的，正是要怎麼讓這個女孩認識他，「就是賣弄，就是想讓她注意到我，即使我其實不是很懂。」
文革從爆發至今已過了50多年，不只當年的女孩在美國落腳成家，徐星也在80年代末前往德國，到了93年才回到中國，而今年春天，他更受美國波士頓大學邀約，擔任3個月駐校藝術家及客座教授。
在太平洋另一端，徐星感受到了中西青年對於文革、歷史態度的差異，他談到，他的班上有3分之1的學生是中國孩子，也有幾個台灣學生，但中國孩子對這件都不感興趣，西方的學生反而興趣強烈多了，而相較下，台灣的孩子就更不感興趣了，對於這般差異，徐星認為可能是因為受過的歷史教育不同而導致。
「人為什麼要記得過去？因為要更好的去面對未來」
談到中國青年對文革歷史無感，徐星直言，這是不好的事情，「人為什麼要記得自己的過去？我覺得是因為要更好的去面對未來，不能正常面對過去 ，不會有好的未來」，他也強調，不只是他，很多學者都有類似的說法。
徐星接著談到，像是在德國，路上都會有路牌，告訴人們這房子以前住著誰誰誰，誰於1942、43年死於奧斯威辛、死於哪哪哪的集中營，就是要告訴大家歷史的愚蠢，叫大家不要重複，「但當前中國是不會做這種事的，當局者怕，怕顛覆他們自己的統治。」
當局者害怕顛覆 藝術作品也受禁令影響
執意做著「當局者害怕」的事情，徐星在這條路上又遇過哪些困難？對此他說，像以前他的電影還可以在酒吧、書店、大學放映，現在能不能放，都像賭博一樣，他搖搖頭，直嘆：「這不正常，我做的不是武器，不是槍、不是炸彈，我做的是藝術作品，一個藝術家的作品不能展示，這是問題。」
最後，《風傳媒》採訪團隊問徐星，拍過這麼多當年的受害人、加害人回憶痛苦過去，對他自己在情感上，沒有產生什麼負擔嗎？徐星搖搖頭說：「沒什麼，因為我是過來人。」無論聽到的事多殘酷，當然會感到震撼，但要達到產生負擔還很遠，畢竟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也很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