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燃新疆棉爭論與中國的反駁
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論述非但不接受，還出現了新的指控，指控強迫勞動採收新疆棉花。美國智庫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CGP）於2020年12月發表由鄭國恩撰寫的《新疆的強制勞動：移轉勞動力和動員少數民族採摘棉花》（Coercive Labor in Xinjiang: Labor Transfer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Pick Cotton）報告之後，開啟了這項爭論。報告指出，新疆至少有57萬穆斯林居民遭強制動員採摘棉花。
但這種論點與中國的「脫貧」邏輯直接衝突，遭到中方強烈反駁。貧困縣的地方政府確實因急於達成2020年「脫貧」指標，強行推動採棉動員，但在中方看來，讓窮人從事採棉只是為了讓他們脫貧，此外，為促進採棉工作的動員，還推出托兒所、養老院、牲畜飼養等保障措施，應該對這些「脫貧」的豐厚支援表達感謝，而強迫勞動的指控則大錯特錯。中方以「脫貧」為由主張政策合法性，與職業培訓一樣，一些日本研究者也表示，這是作為「脫貧」的一部分動員，沒有強迫勞動的證據。
然而，當筆者聽到這樣的論調時，想起了海外維吾爾人經常談論的維吾爾人的尊嚴。本來，「貧困人口」的定義是上面給的，是在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決定的，動員也是基於此，他們是否就算貧窮也可以拒絕動員，或政府是否讓他們有選擇的餘地？沒有這些，就難免被各方視為強制動員。
也有一種看法認為，政府對兒童、老人和牲畜提供的支援似乎成了不得不去摘棉花的理由，又或是被動員的人因為害怕要是拒絕，就會被關進「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如果是這樣，就不能單方面說沒有強迫勞動的證據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是除了政府的宣傳之外，還有沒有證據來證明不是強迫勞動？
關於強迫勞動的爭論形成兩種不同論點互相衝突的平行線。2021年3月，H&M在宣布停止從新疆採購棉花後在中國遭到抵制。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服裝企業面臨著一個艱難的抉擇，是停止採購新疆棉花並在中國遭到抗議，還是繼續採購新疆棉花而在西方受到批評。恰恰是西方倫理與中國邏輯兩者價值觀差異所造成的兩難選擇。
強制節育的攻防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新疆當地穆斯林的大規模關押引發世界對中國新疆政策的批評，接著到了2020年又出現職業培訓與強迫勞動的爭議，這一年除了強制勞動外，還出現了另一個重大爭論，是對強制節育的批評，同樣由鄭國恩主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