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愛琴：對，剛回國那會兒，中國話都不怎麼會說了，適應了好一段時間。父親總讓我多學知識，我在人民大學學了三年後，就去國家計委工作了，面對的都是經濟數據。
新京報：後來你去了內蒙古？
劉愛琴：過了幾年，國務院開始精簡機構，動員干部支援邊疆建設。父親問我的想法，我也沒說什麼，後來就被他敦促著下放內蒙古了，這一去就將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們對國家有用，也能做個表率。
新京報：當時你願意嗎？
劉愛琴：那時候沒什麼願意不願意，時代推著你去那裡。那兩年物資很緊缺，我心想去內蒙古還能吃羊肉呢，後來我還給家人往回背羊肉，但他們都吃不慣。（笑）後來背得最多的是土豆，一麻袋一麻袋往回背。
新京報：那些年同父親交流最多的內容是什麼？
劉愛琴：他讓我好好工作，在單位裡不要和別人爭什麼，不要覺得我是領導的女兒就怎樣怎樣。但我也沒和別人爭什麼，他總是有那樣的擔心。
新京報：最後見父親是什麼時候？
劉愛琴：1966年6月底還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當時文革已經有了苗頭，各地陸續鬧起來了。那次見面父親還囑咐我少摻和事情，不要跟著鬧，沒想到那是我們父女的永別。
永別，最後的印象是父親咳血工作
新京報：父親被批鬥後，你在內蒙古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影響？
劉愛琴：那當然，街上很快貼大字報說我是蘇聯特務。1967年初就不讓我工作了。我被隔離，造反派讓我交代問題，他說父親6次叛變，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們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壞了、小便失禁。後來又把我送到工廠打掃廁所。文革中我前夫和我離了婚，他後來去了東北，三個孩子也沒人管，那段時間非常痛苦，牽掛父親，也牽掛孩子們。
新京報：壞消息一個接著一個？
劉愛琴：先是哥哥劉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蘇聯長大，是個特別刻苦的人，也最聽父親的話，一輩子都一門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頭市北的鐵路上臥軌自殺了。接著是弟弟允若，文革一開始就被關了，關了8年，整個人生都毀了。出來沒幾年就死在自己獨住的農家小院裡，很慘。最後是父親，1969年11月，他死後兩三天，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父親死了。
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父親死了
新京報：你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劉愛琴：在被子裡哭，也不能太大聲，就一直哭，大概有兩天兩夜。
新京報：對父親最後的印象是什麼？
劉愛琴：頭髮全白了，我白頭髮也是遺傳他，早早就白了，他身體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時候甚至會咳血，但是那些年都是堅持工作，周圍的人都勸不住。
新京報：你並不認同哥哥結束生命的方式？
